然而，属国的进贡还是无法弥补中国日益增长的军费开支。1782
年，六万新兵入伍，军费飙升。战争支出加上赈济饥荒的费用共计2亿
两白银，耗尽了一度丰盈的国库。然而，这些开支并非全都合法。贪官
污吏持续侵吞这些资金，也是帝国支出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贪污的程
度骇人听闻，却无人出来阻止。因为帝国地位最高的权臣——和珅，就
是个彻头彻尾的贪官。

◎和珅的权势
乾隆最后二十三年的统治，几乎都是军机大臣和珅独揽大权。1775
年，六十五岁的乾隆已经厌倦亲自执政。某日，经过紫禁城的乾清门
时，他立刻被一个二十二岁的英俊侍卫吸引了。乾隆曾经爱慕过雍正的
一位妃子。也许这个年轻的满洲旗人长得很像她，所以立刻便让乾隆印
象深刻。不到一年，他不仅任命和珅为军机大臣，还赐予他大量奇珍异
宝，赋予他诸多特权。和珅贪婪地照单全收，并在帝国所有重要职位上
安插自己的亲信。1782年，御史们弹劾他的部分同党，并将矛头暗指向
他。然而，乾隆容不得任何人批评自己最青睐的宠臣——这无异于在控
告他自己。因此，和珅不仅地位依旧，还于两年后完全掌控了吏、户两
部的政务。1790年，他还与皇帝联姻，可谓独享殊荣。批评之声逐渐平
息，众人都自扫门前雪。而官僚体系中的腐败现象波及范围不仅越来越
广，程度也越来越深。

乾隆几乎没有意识到腐败问题。1795年，他的统治期达到了六十
年。想成为后世典范的他决定恪守孝道，在自己的统治年限超过康熙之
前，主动退位。他的儿子嘉庆皇帝94（1796年—1820年在位）隆重登
基，却毫无实权。乾隆依然把持着朝政，但日益衰老的他却把大权都交
到了贪得无厌的和珅手上。这种难以忍受的局面整整持续了三年。1799
年2月7日，太上皇终于J崩。不再受孝道束缚的嘉庆只等了五天，便下
令逮捕和珅。弹劾和珅的折子从四面八方涌来，这位前侍卫立刻就被新
皇帝抄了家。当其所有珠宝、田产和当铺都估价完毕后，和珅贪污的数
目之大，震惊朝野。仅动产就达八千万两银子，甚至超过了当时的国库
存银。毫无疑问，这笔突如其来的巨额财富平息了嘉庆的怒火。看在父
亲的面子上，他并未对和珅处以极刑，而是允许他自尽。此外，他也通
过提审和珅的亲信，避免了扩大清洗面。结果，18世纪晚期的政治腐败
全都归罪于和珅一人。乾隆及其军机处的属臣，都得以置身事外。

然而，在当代人眼中，和珅事件却是乾隆晚期贤君形象华而不实的
标志，与其早期的统治情况形成鲜明对比。1736年，随着乾隆的登位，
清朝的国势也抵达顶峰。作为清朝中期的皇帝，按照朝代循环的规律，
清朝正是在他的统治期间（若算上退位期，乾隆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
最长的皇帝），走上了下坡路，短短几十年，便径直落到谷底。本想成
为后世典范的乾隆，却囿于汉人圣君形象，反而忘了自己满洲人祖先曾
面临过的严酷现实。在践行理想的儒家文人形象的过程中，乾隆却不慎
为其他满族精英树立起了一个“文化互渗”的典范。这些满族精英忘记自
己语言的速度，几乎跟他们丧失华北土地的速度一样快。乾隆虽有意把
汉人和满洲人分开，他自己的所作所为却在不可避免地推进满汉融合的
进程。18世纪晚期，满洲人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而19世纪危机终于爆
发之际，事实才证明旗人已经到了无用至极的境地。乾隆的后代因缺乏
满洲人的英勇气概，只得仰赖汉人督抚。

◎白莲教叛乱
清朝农村社会第一次重大失控，也发生在乾隆在位期间。18世纪晚
期，白莲教在华中地区死灰复燃。1775年，一个名叫刘松的郎中兼术士
在湖北西北部宣扬弥勒佛即将降世。他被捕后，其继承者刘之协继续宣
扬新“劫”期的到来。当局惊恐万分，立刻逮捕了第二位预言者，并下令
在该地区围捕有异端嫌疑的人。然后，一支清朝远征军也如蔓延的恐
慌，穿过湖北，前往西南镇压苗族起事。这支毫无纪律的部队一路劫
掠，洗劫沿途村庄，强奸妇女。农民们都说，这是“官逼民反”。1796
年，反抗清朝的白莲教运动正式拉开帷幕。

当时的朝廷还把持在和珅手里。而在和珅看来，这不过是另一个侵
吞公帑的机会而已。他的将领们不仅谎报虚报军费，征召老弱病残入
伍，还把每一场败仗，都当作帝国的胜利一般，报告给皇帝。叛乱从襄
阳蔓延到湖北其他地区。叛军占领了整个湖北，可朝廷依然毫无作为。
河南和四川也很快出现了反清的叛军

和珅失宠自杀后，北京才充分认识到叛乱的规模，并调集足够的兵
力前往镇压。幸运的是，嘉庆还有可以信赖并有能力镇压叛乱的将军。
出身瓜尔佳氏的副都统——额勒登保便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位。他虽文化
程度不高，却将一生都献给了清朝的军事扩张运动。应征入伍后，他的
累累军功，就是一曲大清赞歌：1768年的缅甸之战，1773至1776年两度
从征大小金川，1784年平定甘肃回民起事，1787年远征台湾，1791年西
藏廓尔喀之战以及1792年的尼泊尔之战。到1797年，额勒登保已经成功
镇压贵州的苗民起义，转到湖北对抗白莲教。两年后，他的才华得到嘉
庆的赏识，被后者擢升为参将，接着又升为总兵，最后入军机处，参赞
全国军务。

地方上奏朝廷的奏折中，弥漫着一股新现实主义的味道，办事不利
的官员都被免了职。清军开始控制住叛乱局势时，地方士绅也纷纷招募
民兵，与朝廷结盟，以“坚壁清野”的作战方式，逐步切断每个地区的叛
军与农民的联系。作为补偿，农民们可以重返耕地。然后，帝国军队逐
渐将白莲教的顽固分子围困在四川，并于1804年将其彻底剿杀。

◎人口压力与士绅在地方防御中的作用
除了直接导致1795年至1804年间白莲教叛乱的B端外，还有一些阻
碍拨乱反正的更深远因素。日益增长的人口对政治和经济资源造成的压
力，就是其中最严重的因素。清朝一个世纪的和平与繁荣，让中国人口
大增。到19世纪初，帝国人口已近四亿，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上人口最
多的国家。然而，尽管清王朝精心构思过行政系统，但仅人口这一个因
素，便足以让政府无法有效运转。此刻，几乎每个知县，都得负责辖区
内近二十万居民的福祉。饥荒赈灾、地方水利工程和公共秩序的维护，
都已经超出了现存政府的能力。因此，为了镇压白莲教起义，朝廷只得
依赖士绅的协助。额勒登保的军队虽然在大规模战役中起决定性作用，
但要平定叛乱，依旧得耐心地说服农民们加入士绅组建的民兵和救济组
织。因为中央政府依旧掌握着较强的军事力量，士绅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并未形成地方政治霸权。叛军一旦被驱逐出该地区，士绅就得立刻解散
民兵，把武器交还县衙。不过，这些地方显贵在这一时期积累的军事经
验不仅帮助他们镇压了随后的太平天国起义，还为他们在朝廷垂死挣扎
的19世纪承担起新的地方防御任务做好了准备。

士绅阶层在中国乡村政府日益显著的支配地位，是帝国晚期国内政
治取得的最重大的发展。然而，在当代人眼中，朝代循环的演变，才是
最显著的成果。尽管清朝成功击退白莲教叛乱，人们还是很难相信它已
经彻底从混乱中恢复过来。清朝衰亡的迹象不胜枚举。1796年至1801年
间，朝廷镇压敌人的开支就多达一亿两白银。此外，和珅时代的腐败之
风，也并未完全消弭。官员们尽管坚持主张有恢复道德规范的必要，但
嘉庆在位期间，黄河泛滥的次数就多达十七次。这表明河道治水官员们
肯定中饱私囊，侵吞了修堤款项。嘉庆妄图用个人的节俭，来弥补其在
防止公众腐败上的无能。随着宫廷开支被无情削减，受俸者们都遭了
殃。不知不觉间，旗人们开始犯些小罪，劫掠恫吓京城居民。1813年，
天理教叛乱者竟伙同宦官攻入皇宫，企图杀掉皇帝。嘉庆获救后，一些
乐观主义者竟轻率地大谈其帝国复兴。96然而，另外一些悲观的官员则
担忧地认为，新的灾难即将到来。清王朝足够辉煌的过去，似乎已经让
其未来的日子屈指可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