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如此不稳定的贸易，东印度公司决心到亚洲其他集散口岸寻求
交易中国丝绸和瓷器的机会。然而，这些东西在越南的东京湾售价极其
昂贵，让英国人失望不已。于是，他们转向台湾，为“国姓爷”的后人提
供补给和武器，以期这些海盗能在收复福建沿海后，给予他们贸易特
权。然而，英国人押错了宝，1683年清朝海军收复台湾后，他们也被一
并拒之门外。然而，1685年，他们又欣喜地得知康熙批准了海外贸易。
从此，东印度公司的船只便可以在中国南部沿海的港口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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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埠贸易
1685至1760年的多埠贸易期间，因为英国本土有个奢侈品市场，所
以英国人主要购买丝绸、瓷器和药材等高成本的商品。他们试图用英国
羊毛来支付上述物品，但中国人几乎都不需要毛织品，即便北京寒冷的
冬季，他们也更青睐丝棉制品。结果，英国贸易便主要以印度进口商品
和海峡土产为主，主要支付手段为银币。

从理论上来讲，多埠贸易让英国买家在讲价中占据了优势。如果中
国商人在一个港口提价，那东印度公司的船只便可以转向其他港口。然
而，因为中国商人有足够的资金，可以事先囤积大量货物，而英国人都
被限制在转口港，所以这一优势其实也不太明显。此外，中国几个主要
的港口也被竭力抬高价格的寡头垄断。英国人将这些掮客称为“国王的
商人”，因为他们通常都是从康熙的某个儿子手中购买专卖凭证的投机
商。这些“国王的商人”回到宁波或厦门后，就用自己的凭证恐吓海关官
员，逼对方承认他们的垄断权。然而，他们把大部分资金都投在了皇室
许可证上，结果要么缺乏资金置办货物，要么就定出高得离谱的单价，
以期尽快收回原始投资。

18世纪早期，“国王的商人”便已出现。所有城市中，只有广东抵制
这些垄断者。因为广东的海关监督直接听命于皇帝，所以能够忽视皇子
的授权。而且，这里颇具规模的公行（对外贸易行会）也有足够的资
金，独自从对外贸易中获利。因此，即便英国人拥有多埠贸易权，他们
光顾福建或浙江的机会也越来越少，反而全都聚集到了广东。与此同
时，在中国这方，一系列当时被称为“广州贸易体系”的特殊贸易关系和
法规，也开始逐渐成形。

◎广州贸易体系
载重费和货物税是固定的，由公行商人负责征收。和东印度公司一
样，广东公行对外贸易也实行国家专营之权。不过，公行缺乏伦敦商业
探险公司的企业实力和法律保障，所以公行的设置主要旨在确保关税，
以满足其成员的经济利益。1736年后，公会的每位成员都被迫成了政府
的保商。这一身份意味着他们要为外国人的行为负责。108若东印度公司
的水手和广东人出现纷争时，外国人趁势而逃，负责那条船的保商就得
接受官府的讯问。很快，这一公共安全政策便成了海关监督压榨公行成
员钱财的手段之一。一有外国人违法乱纪，倒霉的保商就会接到海关监
督的传讯，并缴纳或许会高达二十万两白银的罚款。申报破产后，中国
商人虽能向英国人求助，但东印度公司若拒绝帮助，该商人就只能求助
高利贷者。这些高利贷者通常不是印度祅教徒，就是利息收得奇高的苏
格兰放债者。因此，公行的成员总要面临很多风险，有些商人甚至还尝
试退出公行。海关监督拒绝他们退出，结果申报破产的人就越来越多。

◎洪任辉事件
英国人越来越关注这些进展。他们反抗海关监督的唯一做法，便是
向广东巡抚或两广总督请愿，希望他能插手此事。然而，到18世纪40年
代，皇帝却禁止地方督抚干预海关监督，处理涉外事务。如果一个极其
贪婪的内务府官员被任命为广州海关的总税务司，东印度公司就将求告
无门。109绝望中，英国人尝试着转回多埠贸易，但别处的商人资金短
缺，而且宁波和厦门的港口官员甚至比海关监督还贪得无厌。看起来，
东印度公司的代理商们能求援的对象，似乎只剩最后一个了。不懂海关
监督在内务府地位的英国人决定，直接向乾隆皇帝本人发出请愿。受中
国“怀柔远人”外交政策的影响，东印度公司一位名叫洪任辉的翻译于
1759年乘船到天津，在那里用中文写了一份声泪俱下的请愿书，交官员
呈往北京

收到洪任辉的请愿书后，乾隆被这种夷狄的莽撞无礼惊得目瞪口
呆。因为文言文书写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形式。对此，满洲人的感受比任
何人都来得深刻。因此，他们一直都禁止外国人学习文言文。此外，直
奏皇帝也是高级官员小心看护的一项特权。未得到皇帝允许的请愿，只
能证明这些夷狄有多么不了解维持上层人士和下层平民之间适当关系的
必要性。结果，乾隆下令流放洪任辉，处死他的中文塾师，审讯负责担
保的公行商人，并将英国未来的所有贸易都限制在广州这一个港口。

◎广州的限制
1760年至1833年间，东印度公司只在广州进行贸易，且遵循更固定
的路线。来自英国或印度的大货船抵达此处时，那些在澳门过冬的东印
度公司代理人便会回到广州。登陆期间，公司的商人会与所有其他的欧
洲商人住在“十三行”——广州沿岸一片围起来的狭长区域，内有大量仓
库、办公室和住房。每逢周日和假日，这些欧洲人可以获准做些短途旅
行，但其他时候，就只能待在西南的这片城墙内。

一些英国人对广州贸易体系如此恼怒，这种苛刻的人身限制或许也
是原因之一。但其他代理人也对该体制极为不满。一方面，清廷的宏伟
大气凸显了耶稣会对中国的描述，但另一方面，公司的代理人们见到的
中土之国，却只能来自嘈杂肮脏，必须与腐败官员和谄媚商人打交道的
广州沿AN。身处十三行内的他们看到的中国，不过是寺庙和歌伎而已。
此外，这里的行政限制也同样令人窒息。洪任辉事件后，欧洲人不仅失
去了向更高层申述的权利，甚至无法再直接与海关监督交涉。所有诉求
都必须先措辞谦恭地写下来，再由公行呈交海关监督。然后，会有中国
的中介机构传回上级的答复，措辞却往往让英国人愤懑不已。代理人们
认为，冒着罹患热病和痛风的危险来到广州已经够糟了，但更糟的是，
他们每次要求降低关税，都会被称为“夷人”。而且，这种间接交流，往
往意味着重要的诉求根本得不到真正的回复。因此，马嘎尔尼才会于
1793年被派往北京。东印度公司希望圣詹姆斯宫的特使能在北京得到一
个申辩的机会，从而促进中英关系往更平等的方向发展。

马嘎尔尼使团的表现令人大失所望。马嘎尔尼和中国东道主之间的
大部分争论，都停留在礼仪上。清朝官员坚持认为，英国大使必须向乾
隆皇帝行三跪九叩的属国之礼。马嘎尔尼认为这是中国人将英国人视为
卑下夷人的偏见之举，极大地贬低了乔治三世的使者。马嘎尔尼同意行
单膝下跪礼后，协议才终于达成。但此时双方都已筋疲力尽，所以其他
议题都成了悬而未决的问题。1816年，英国派阿美士德使团再次来到清
廷。他的使团取得的进展，甚至还不如马嘎尔尼的使团。关于叩头的争
论变得异常激烈，以至于阿美士德根本没有见到嘉庆皇帝，便离开了北
京。该事件表明，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困境似乎已毫无解除的可能。而
且，他们简直无力再承担装运与出港的费用。到19世纪早期，该公司与
中国的经济关系发生了改变。此时，要想让他们撤出广州贸易，几乎已
是不可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