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
广州贸易体系为何越来越纷繁复杂，归根结底就一个字——茶。英
国与中国的早期贸易主要是奢侈品和中草药。极对英国人口味的茶叶恰
好就属于中草药的一种。18世纪，茶逐渐成为一种全民饮品。最后，普
通的伦敦工人都会拿出约5%的家庭收入用来购买茶叶。东印度公司不
再进口只有富人才买得起的中国商品，而是卖起了像烟草一样人人都消
费得起的商品。

随着英国人对茶叶需求量的增加，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返航的货船，
载货量增加了七倍。到1800年，公司每年在茶叶上的资已达四百万英
镑，而与中国的贸易，也成了英国政府的一大税收来源。因为他们向东
印度公司茶叶进口的征税额高达百分之百。国王如此觊觎这笔税收，以
至于东印度公司不得不多囤一年的茶量，以防与中国的贸易出现暂时性
中断的情况。为了赢得英国国内市场，东印度公司得与无照营业的私商
和走私者竞争，尽量囤积广州的茶叶，以便将后者挤出该行业。每年，
广州的贸易季正式开始前，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都会给公行的商人预支
款项，以确保能从福建、江西和安徽的批发商手中获得茶叶订单。对于
这些预支的款项，东印度公司能获得的唯一担保，就是保商个人的持续
偿付能力。在给了公行掮客数千盎司白银后，公司已经再也冒不起商人
因受海关监督的压迫而宣布破产的风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时的中
国掮客是英国垄断商的代理人。他们付给海关监督的每笔罚款，都直接
或间接地来自东印度公司的金库。

此刻，这些款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失去茶叶贸易的损失，又
是东印度公司无法承担的。公司对印度的征服始于1757年的普拉西战
役。不过，这场耗费巨资的冒险行动获得了英国皇室的赞助。到19世纪
早期，东印度公司的债务已经高达两千八百万英镑。偿还这笔巨额债务
的唯一方法，就是进行印度、中国和英国之间的三角贸易。每年，两千
七百万磅印度原棉从加尔各答运往广州的纺织厂，所获利润都被东印度
公司用以购买销往英国的茶叶。因此，广州贸易为该公司提供了一个机
会，让他们得以借此将利润回流伦敦，以偿还其背负的债务。

这场三角贸易中，东印度公司并非唯一的代理商。事实上，一些名
为“代理行”的印度私人公司也会向中国出口棉花。这些由印度祅教徒和
苏格兰金融家控制的代理行最初的贸易往来，就是与马来西亚诸公国间
的“港脚贸易”，之后才延伸到与广州的贸易。虽然他们售往中国的海峡
商品、欧洲钟表（如鸟鸣钟）和印度棉花利润可观，但还是无法触及已
被东印度公司垄断的茶叶贸易。他们会先在广州将现金换成东印度公司
的信用券，回伦敦后再兑换回来。作为交换，东印度公司会用银币购买
送回英国的茶叶。因此，是这些代理行，让东印度公司有了偿还英国皇
室债务的能力。

印度棉花的港脚贸易赚得的现金，不足以购买东印度公司所需的茶
叶。于是，代理行只得从秘鲁和墨西哥进口银圆到中国，作为补充。18
世纪期间，数千万银圆从新西班牙流入中国沿海港口。但讽刺的是，茶
叶贸易到头来却破坏了这种银圆供给。1773年，东印度公司储存的茶量
超过了英国市场所需，于是劝说皮特政府允许他们将公司的垄断权扩大
到美洲殖民地。随之而来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导致了美国革命，彻底切断
了英国的墨西哥银圆供给。缺乏银圆支付茶叶费用的东印度公司，只能
更加依赖代理行提供出口到中国的商品，以获取银币。然而，与此同
时，因为中国北方的商人开始通过海运南下，将自己的棉花运往广州，
所以印度棉花的进口量开始下降。于是，代理行只得抛售印度棉花，寻
找其他中国人或许会购买的印度商品。结果，中国人愿意大量购买、且
购买量足以继续维持茶叶贸易的产品，就是容易让人上瘾的毒品——鸦
片

◎鸦片
在中国，鸦片作为药物使用的历史已有一千多年。荷兰人将烟叶介
绍给台湾人后，中国人便学会用其包裹鸦片，点燃并吸食粗糙的蒸馏烟
雾。18世纪，尽管政府严令禁止吸食鸦片，一种纯度更高的吸法还是逐
渐传遍全国。18世纪晚期，鸦片的使用量暴增。烟鬼们遁入梦幻般的毒
瘾中，或许是为了逃避乾隆晚期的社会压力吧。然而，有一点是毋庸置
疑的：因为东印度公司对鸦片的垄断，所以需求量的增加，也会带来供
应量的增加。

印度总督沃伦·黑斯廷斯意识到鸦片在马来西亚和中国畅销后，决
定于1773年在孟加拉建立一个东印度公司的鸦片垄断站。后来，印度巴
特那出产的鸦片，品质居世界之冠。东印度公司鼓励印度佃农种植罂
粟，并将产出的原糖卖给公司位于加尔各答之外的精炼厂。广东市场对
鸦片的需求增加后，此处的产量也随之增加。不过，因为中国政府于
1796年重申禁止吸食鸦片的命令，东印度公司不敢再将精制的鸦片直接
出口到中国，而是专卖给在广州做药品生意的代理行，利用他们的销售
渠道为公司积累茶叶贸易所需的资金。

19世纪早期，鸦片在广州的销售经历了三次戏剧性的飞跃。第一次
发生在1815年东印度公司降低巴特那鸦片售价之时。第二次是1830年，
东印度公司允许西印度私自种植的马尔瓦鸦片在支付了一定附加费后，
便可以进入中国。最后一次也是增长幅度最大的一次飞跃发生在1834
年。东印度公司在该年失去了对中国贸易的垄断权，因此私人投资激
增。第二年，倾销到广州的鸦片从一万六千箱110，激增至两万七千箱，
让贩卖鸦片的英国人、印度祅教徒和美国人赚了一千七百万银圆111。起
初仅作为印度棉花补充商品的鸦片，如今已成为港脚贸易的主要产品。
的确，作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经济作物，鸦片几乎已成为所有对中贸易
的基础。对鸦片如此大的需求量，让银圆开始流出中国。例如，19世纪
最初的十年里，中国贸易平衡状况良好，流入帝国的银圆高达两千六百
万两白银。19世纪30年代，鸦片消费量增加，三千四百万两用于支付该
毒品的白银流出中国。

这些数据或许很重要，但无论如何，较之日常贸易，它们似乎还是
要温和许多。平日里那些从加尔各答鸦片拍卖行疾驰而来，经过专门建
造，荷枪实弹的代理行船只，以及在珠江口，经过加固的商船把鸦片转
运到凶悍的疍家海盗驾驶的“快蟹”船和“扒龙”船上时，都可能发生流血
的暴力事件。这些海盗会在上游卸货点贿赂或恐吓巡逻的官兵，迫使对
方同意他们卸下货物，并批发给鸦片窟的老板。到1835年，一个庞大的
非法分销网络将来自加尔各答的鸦片沿中国的河运网，输入到北部平原
腹地。

利润暴涨的同时，西方的商人们对这种毒品交易的确产生了一些道
德上的顾虑，也在国内舆论面前颇为窘迫。待在广州的传教士们记述了
瘦弱的瘾君子、支离破碎的家庭和因吸食鸦片过度而丧命的人数。但在
英国，还是有无数方式为该贸易辩解。辩解者们坚持认为，西方的毒品
贩子应受的谴责，不该比杜松子酒商人多。他们不过是提供了一种中国
人本来就渴望的商品。他们掩盖了自己自由供应毒品，鼓励他人吸食上
瘾的事实，反而坚称中国人要是真的不希望这些鸦片在其港口销售，就
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阻止鸦片进口。此外，为顺利卸货而贿赂中国海
上巡警的做法，也让官员腐败成了他们不断向中原输入印度鸦片的借
口。对此，英国政府继续持支持态度。因为用鸦片利润购买的茶叶，不
仅能偿还东印度公司的债务，还能支付英国皇室的税收。这一税收占英
国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在这样的成本核算面前，道德上的顾虑很容易
便打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