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迅速萌芽的租界，就是以这条共同入驻中国的外交政策为基础
的。上海的基督教教团、拥有治外法权的法院、市政委员会、西方人住
宅区、印度锡克族（Sikh）巡捕和外国海关稽查员，不仅是对华“炮舰
外交”的耻辱象征，也是基本通商口岸限制性条约的明证——参与进来
的所有国家里，只有中国必输无疑。当然，事实上，列强之间也并非总
是平等。例如：俄国凭借1858年签署的《瑷珲条约》，夺取了数千平方
英里的中国领土；除了租界，法国还在上海获得了特殊优惠。不过，一
般而言，列强都齐心协力确保中国的完整。这样，它才不会像土崩瓦解
的奥斯曼帝国那样，成为欧洲各国的征战场。19世纪末，在一种全新模
式的帝国主义热潮结束利益均分的通商口岸时代前，中国一直都未从属
于某个独立而排他的势力

炮舰外交背后蕴含的精神就是蔑视中国传统的外交政策。一开始，
即便最敏感的中国政治家，也未能意识到这些不平等条约彻底否定了他
们的外交设想。即便鸦片战争后，中国仍采取过去千年来处理华夏与蛮
夷事务的老一套做法来从事外交。正如汉朝官员们讨论应付匈奴的最佳
办法，在如何应对欧洲人这个问题上，清朝官员们也为两个截然相反的
观点争执不休

◎清朝的对外政策
第一种观点认为应该抵制所有让步。姑息会把中国榨干，而正常的
外交关系会让敌人乘虚而入，掌握一种能征服整个帝国的文明技巧。因
此，中国重整军事力量，将外国人尽数驱逐之前，都必须对夷人敬而远
之。1841年至1842年冬，英军入侵长江流域前，朝中盛行的几乎都是这
一强硬立场。不幸的是，随后那场悲剧性的对立，却破坏了这种政策。
除非中国掌握这些政治家极力抗拒的科技，否则就无法战胜西方的轮船
和大炮。然而，大学士倭仁之类的保守派认为，认真学习西方技术会危
及中国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如果鼓励科学家和士兵负责帝国的防御，那
墨守儒家仪式者和士大夫们又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必须要在传统学说
与西方学科间做出选择时，倭仁之类的人显然会舍弃军事实力，支持相
对不变的防御态度。而且，这些人的影响力足以延缓中国学习西方军事
技术的脚步，最终导致即便反抗，也为时已晚的局面。

反对保守派的那些人也同样忠于儒家思想，却宁愿采取一种更实
用、更灵活的夷人管理政策。第二种立场相信中国人可以利用文明的艺
术驯化夷人，让其更倾向于文化更先进的中国，因此提倡与外国人建立
外交关系。中国人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在“以夷制夷”的过程中，多学
些敌人的军事技术。拥护这种夷人管理政策的人相信：了解敌人，是为
了用“分而治之”的方式控制他们。尽管这种始于汉代的政策已经被清朝
通过向各部落施恩的方式，成功应用于中亚，却没能在奥赛码头（法国
外交部别称）和白厅（英国政府）收获类似效果。根据最惠国条款，赋
予一国的权益其他各国也要分享。不断增加的优惠让中国日益衰弱，却
不会选择性地加强某个欧洲强国的实力，使其与邻国发生争端。然而，
当强硬派随着1842年春中国反击失败而全线崩溃时，夷人管理政策就成
了当时唯一的代替方案

璞鼎查抵达南京后，满洲人耆英担当了调解人的角色，为大清主持
谈判。因此，不仅部分《南京条约》出自耆英之手，随后六年的外交政
策也主要是他的杰作。在璞鼎查看来，文雅而敏锐的耆英是个典型的清
朝官吏。因此，璞鼎查把耆英的这种礼貌，视为中国愿意继续合作的承
诺。当然，璞鼎查不知道，耆英的很多满洲人同僚都认为他对夷人过于
礼貌，或许已经沦为替英国牟利的工具。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保守派的怒
火波及，耆英甚至向道光皇帝上书解释，说尽管十分厌恶夷人的形貌举
止，但他还是愿意担起与他们打交道的责任。一方面，英国要求中国执
行和平协议的条约和精神；另一方面，朝中的保守派认为耆英签署的
《南京条约》出卖了太多利益。多亏有其他高官（如大学士穆彰阿）支
持，耆英才得以谨慎地在二者间迂回前行。

之后的两年里，耆英灵活地维持着双方的平衡。然后，双方的态度
都逐渐强硬起来。璞鼎查被更激进的德庇时爵士取代。后者相信，除非
西方人坚定地贯彻所有新获权利，否则中国就可能退回朝贡外交。与此
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憎恶和恐惧出现在通商口岸的外国人。这
点在广州尤为明显。在那里，因鸦片战争集结起的农民民兵，从未真正
解散。士绅领袖们依然相信，朝廷若没有轻易在南京屈服，民众是可以
将英国人赶回大海的。认为大清卖国的抱怨让道光尤为敏感。因此，他
鼓励耆英拒绝英国人想居住在广州的要求。1848年，随着民众对外国人
的敌意越来越浓，几个在广州附近乡村野餐的外国人被村民击SHA。为了
安抚德庇时，耆英立刻处决了凶手。消息传到北京后，道光认为，这位
夷人管理者如此退让，已经令大清统治有失去民心的危险。于是，他立
刻罢免了耆英，任命徐广缙为两广总督。激进得多的徐广缙漠视英国人
的威胁，继续驳回他们入城的请求。事实上，他傲慢的举止让中国通们
想起了鸦片战争前的海关监督。于是，外国人和北京之间再次出现一个
充满敌意的隔膜。由此，英国人开始估量，或许另一场对华的短期战争
带来的短期利益，才能弥补英国在双方敌对期间暂时失去的利润。在诸
如文翰和包令爵士之类的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看来，第一次鸦片战争似乎
并未对中华帝国官员们的行为产生长远影响。

◎鸦片战争的社会影响
不过，这场战争的确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并在中国东南部引起
一波又一波骚乱。即便和平协议签订后，这些骚乱都还在进一步扩大。
19世纪40年代中期，三合会广收信徒。同时，英国海军迫使海盗离开沿
海，顺着河流往上，进入广东和广西的高地。由此，海盗们定期南下，
突袭珠江三角洲的富庶村庄。之前的民兵保留武器，变成了职业盗匪。
家族纷争不断，不同方言群体也开始发动两败俱伤的战争。在广州，因
为《南京条约》开放上海为通商口岸，广州的很多贸易都被迫北迁。因
此，不断增长的失业率让广州的犯罪率也节节攀升。内地也受到影响。
曾经装运茶叶和丝绸，南下穿越江西或福建群山的无数船工和苦力，也
发现自己因此而失业了

在南方，所有这些社会病态现象，都伴随着鸦片战争失败带来的强
烈心理冲击。广东人曾目睹英国的“复仇女神号”炮舰控制中国水道，从
各处击沉中国军舰。他们知道英国的武器能如何有效地打击帝国军队。
虽然大多数人都痛恨西方，但还是有人认为：这种影响已经足够强大，
能够促使国人思考新的对外政策。
受西方影响的群体，也包括居住在中国南方的北方移民——被广东
本地人视为少数民族的客家人。这群性情骄傲、野心勃勃的人颇有文
化，好些人都在科举考试中获得了功名。客家人有自己的方言和独特风
俗。客家女性比当地女性独立得多，她们不仅从不裹脚、反对一夫多
妻，还会与丈夫一起到田间劳作，从而使客家人在农业经济中颇具竞争
力。客家人迁入某个村庄时，往往会引起当地人的怀疑和反感情绪，令
其抛弃家园，迁往别处。然而，当客家人也以蔑视和仇恨回报本地人的
蔑视时，双方就会爆发争斗。19世纪50年代，这种区域性的战争夺走了
成千上万条性命

然而，客家人若没有在太平天国运动（1851年—1864年）中扮演重
要角色，无论客家人的苦难有多深，可能也无法在中国历史上引起广泛
关注。客家人不仅是太平天国运动的核心力量，成为19世纪中国历史转
折点的那场叛乱，也是被客家空想家——洪秀全的神秘启示激发起来
的。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中国的发展便再也无法不受外部的影响。比
如，这场叛乱就是国内社会压力与国外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此外，洪
秀全的革命教义也是中国古典思想不可避免地加入了西方宗教主题后，
产生的结果

◎洪秀全与太平天国运动的思想起源
太平天国未来的皇帝——洪秀全——出生在广州北部花县一户殷实
的农家。全家人都希望他能通过科举考试。一番苦读后，1828年，十五
岁的洪秀全成为童生。然而，随后的数年里，他却在乡试中屡次落第，
连最低的生员学衔也没得到。这种情况在帝国晚期很常见，有时，这些
屡次受挫的人便会产生推翻这个政权的念头。这些人往往最为地方政府
所惧。因为受过古典文化训练，所以他们的领导很可能将一群强盗变成
有组织的政治叛乱者。当然，大多数失意的考生选择的发泄方式都温和
得多，比如信仰佛教的哲学和道教的修身学说。洪秀全如果没有遇到基
督教的话，或许也会选择上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