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贸易的不安全性
明清的商业成功，并没有自动为商人带来社会保障。财富可以买来
政治影响力，却永远无法让官员俯首帖耳。商人们甚至连一个属于自己
的辖区（一种如市政官或参赞管辖的，类似避难所的区域）也没有。16
世纪迅速发展起来的城市，根本算不上自治市镇。大多数大型贸易中
心，首先都被视为由督抚和州县官员进驻的行政中心。尽管汉字中
有“城”（该字在中文里意为“墙”）这个词，中国的城市和乡村社会之
间，却没有像其他文明一样，存在固定的疆界。大多数重要的城市中心
与周边乡村并无明显界限。集市逐渐融入郊区，继而不断减少，最终与
人口稠密的农田连为一体。区、县或省会的政府官署尽管都位于城墙以
内，但那些城墙都是早期的边界，并未将17世纪和18世纪新拓展的城市
景观包括在内。

在官员们眼中，这些城市的中心是不利于社会秩序的流氓无产阶级
的温床。到了清代，城市里似乎随处可见秘密会社的恶棍、妓院老鸨、
赌徒乃至市井无赖。他们聚众喧哗，象征着一种新的、与经济稳定的重
农主义理念格格不入的商业文明。因此，当局煞费苦心地维持着对城市
的控制权。城市行政依然归于中央官僚体系中，并未发展出市政机关之
类的机构。直到20世纪初年，商人依然无法在其经商的城市获得任何形
式的政治自治权。
他们也没有组织自治权。商会（行）最初为政府组建的手工业和贸
易协会，起源于唐朝。“行”最初的意思是“排”或“街”
38，被用来指精心
规划的唐朝大都市中，政府将同业团体划归在一个城市区域的做法。比
如，所有珠宝商都只能在“金匠街”开店，并接受政府指派的“行头”监
管。行头不仅要监督质量、行会会员和业内价格，还要替政府征收行
税。简而言之，贸易是一种必须向皇帝购买的特许权利。宋代的行会虽
是一个更为自由的团体，却也从未完全摆脱官方控制工匠与商人的最初
设定。虽然清朝也有其他类型的行会（比如中国中部和南部尤为盛行
的“公所”和“会馆”），但帝制晚期的“行”，情况依然和之前一样。

18世纪，因为区域经济持续增长，会馆大为盛行。比如，北京的徽
商便聚集起来，在首都建立起了会馆。这些会馆既可以作为酒馆或社交
俱乐部，也可以作为能提供推荐信和有限商业信贷的商业合作协会。北
京的这些会馆中，有些是由商人建立，用来接待进京赶考的士人举子
的。因此，会馆不仅给商人提供了一个结交未来士绅的机会，也象征着
商人终究需要依赖官方的保护。一个人在商场上爬得越高，他与官方的
关系就显得越重要。虽然小商贾会尽力避免与官方接触，但牙商或客商
发现，离开官方资助，他们的经营就难以为继。官员们常以控制贸易和
价格为由，以贸易专卖权的许可为交换条件，向商人收取规费。向知府
申请地方粮价控制权的粮食牙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向知府缴纳了
银钱后，牙商便有权控制粮食批发商和将谷物带到市场上贩卖的农民们
之间的贸易。除了用诡诈手段操控价格获利，牙商还可以从所有贸易中
抽取一定比例的佣金。有时，牙商的剥削会大大超出农民的承受能力。
但农民若试图脱离控制下的粮食交换体系，以建立他们的自由粮食市
场，牙商就会向知府求援，请后者关闭农民的市场，支持其个人的垄断
地位。

◎私人垄断
在其他社会，上述那些垄断情况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上，这里存
在一种类似酒类销售许可的执照。只不过，这种执照在中国有属于它的
特点，即：它与发证当局和领证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密切相关。牙商无法
购买有法律保障的正式执照，只能以私人名义付费给个体官员。而那名
官员被他人取代后，就需要洽谈新的合约。显然，优势在官府一方。既
然这种执照一直都是暂时性的，那每次回收和再给予，都会使官员受
利。反之，若官府售出的是永久性执照，该执照就很可能被一个牙商以
极高的价格卖给另一个牙商，从而让得利的一方变成私人。因此，垄断
协议非常适应市场环境，完美地预防了牙商滥用职权。如果牙商从农民
那里勒索了太多钱财，后者的不满就会引起地方官的警觉。要知道，地
方官对任何独家垄断商的容忍度都是极其有限的。他们总能收回执照，
派给其他人。因此，从理论上来讲，牙商的过度剥削是可以受到控制
的。实际上，这种制度却很容易遭到破坏。因为只要牙商给地方官多交
点钱，后者就会牺牲农民的利益，与之勾结在一起。执照和腐败、行贿
与受贿之间的界限，从未明晰到能够避免这类勾结。而且，儒家一贯的
政治思想也更强调士大夫的道德操守，而非制度上的监督和平衡。

然而，帝国经济最发达的时候，也出现过可世袭的执照。18和19世
纪期间，国家金融几乎被三个家族垄断。著名的山西票号就是这三个家
族的产业。这些票号分别建立于18世纪初年，以全国性的汇兑为主要业
务。因此，想把俸禄运回家乡，又怕遇到拦路抢劫的官员们，便成了他
们最早的顾客。票号在收取了一定的费用后，就会派出保镖，护送官员
的银两。随着声誉渐隆，票号逐渐开设了地方分号，发行能在其所有分
号兑换现银的汇票。因为这些山西票号极有信誉，所以19世纪50年代
起，朝廷也将钱存入这些分号，换取高额利息。作为回报，山西这三个
家族向前途看好的应考者们发放优惠贷款。后者出任官职后，会充满感
激地以存款或投资的方式，偿还票号的这份恩情。最终，这些山西票号
便成了连通朝廷国库和地方藩库的半官方性的中转机构。而且，可以肯
定的是，朝中支持山西票号的官员们绝不会允许其他任何票号在未得到
三大家族许可的情况下，染指这项利润颇丰的生意。

与私营化更严重的部门相比，商贸和金融的公众化已经从多贸易商
向集中化发展。涉足官僚资本主义的商人虽并未得到更多职务，但总体
人数的持续下降，却让其个人财富相应增加。山西票号商人虽备受青
睐，却无法集聚类似欧洲罗思柴尔德银行那样的财力。和欧洲的银行家
们不同，他们既无法一步一步地从头积累资本，也没有能让他们成为帝
国支柱的封邑或领地。对朝廷而言，他们只是一群可以利用的人，并非
不可或缺。19世纪中期，山西票号商人资助如左宗棠等地方督抚大员
时，是其最接近罗思柴尔德或伦巴第财团之际。19世纪90年代，当规模
更大、实力更强的西方银行业随着帝国主义进入中国时，票号终究还是
败下阵来。

◎盐业
官僚组织控制着高层金融的各个方面，这种国家垄断尤其体现在盐
业上。从汉代起，朝廷就试图垄断盐的生产。盐是大众消费品，一旦征
税，范围就将覆盖全民。然而，官僚体系不可能庞大到在每个零售点都
派驻专人收税。因此，朝廷便控制了盐的生产。到清朝时，朝廷的盐业
生产已经达到相当规模，在全国拥有十一个大盐田。最大的一个，是位
于扬州附近——即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两淮盐田。该盐田包括三十个
盐厂，六十七万两千名工人，每年向朝廷缴纳的赋税高达四百万两银
子，占全国总税收的百分之六

一千年前，两淮盐田这样的盐田，便已完全落入朝廷的掌控之中。
唐朝的榷盐使都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正式官员，负责监督盐的生产、储
存、运输和财务会计问题。从皇帝的立场来看，这样的官员管理似乎存
在两个弊端：第一，它创造了一批仗着自己的专业水平，伙同僚属不服
从中央管制的盐务专家。若这些盐使是经过传统训练成长起来的文学通
才，就更是如此。第二，它为地方官员提供了一个新的且独立于中央之
外的收入来源。如此一来，便为军事割据势力奠定了经济基础。瓜分了
唐帝国的地方军头们，便严重依赖本地榷盐使的忠诚和创收能力。

然而，到了清朝，盐业的组织模式发生改变，将高层官僚监管与商
人管理盐业生产和分配的方式合为一体。盐运使都从皇帝的亲信（即由
旗人或对皇帝忠心不贰的包衣家奴组成的内务府）中选任，必须要与皇
帝和户部共同承担制定政策的责任。事实上，他们的职责之一，就是把
盐税直接送进皇帝的大内财库。即便这么做会导致无法完成户部分摊的
税收额，也在所不惜。

然而，到了清朝，盐业的组织模式发生改变，将高层官僚监管与商
人管理盐业生产和分配的方式合为一体。盐运使都从皇帝的亲信（即由
旗人或对皇帝忠心不贰的包衣家奴组成的内务府）中选任，必须要与皇
帝和户部共同承担制定政策的责任。事实上，他们的职责之一，就是把
盐税直接送进皇帝的大内财库。即便这么做会导致无法完成户部分摊的
税收额，也在所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