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时间里，盐运使的角色都并无变化，相对稳定，但复杂的商
户管理，却在帝制晚期发生了巨大变化。盐业生产交到了漕户手中。后
者在盐田将盐转手给盐商（也称“内商”或“场商”）。然后，盐商奉盐政
衙门之命把盐运到扬州，在那里装船、课税后，交给负责运输的水商，
再由水商分发给零售业者。从该制度在14世纪首次施行起，水商要是无
法出示盐引以证明其已经帮朝廷筹备过边疆军事物资，就无法运盐。这
种旨在让盐商充作明政府军事后勤的复杂制度，很快便崩溃了。到16世
纪，山西和安徽的水商不仅能直接进入盐田，还能直接从盐运使手中购
买盐引。

17世纪，水商在盐业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不可或缺。他们购买盐引
的费用，也成了朝廷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明朝军费因为满洲人入侵而
大增时，朝廷曾试图强迫商人提前购买未来二至三年的盐引许可，来增
加额外收入。商人们通过拒绝购买这些预售的盐引，来表达自己无声的
抗议。除非盐务官员答应扩大运输额度，并让他们以现有盐引运输，他
们才会妥协。其中一些更具投机野心的盐商，甚至趁机买下同行的旧盐
引，以求增值获利。当然，盐务官员可以裁定旧的盐引许可无效，借此
打破盐商的专卖局面。然而，官员们发现，盐业贸易过于庞大，只有眼
前这些商人，才有足够资本预购盐引。因此，在盐务官员的请求下，朝
廷于1617年做出重大让步。任何购买新盐引的人，都可以在不久的将来
获取永久性的运输选择权。对那二十四家水商来说，朝廷的这次妥协，
无异于一场巨大的胜利。很快，他们便将这种选择权转换成家传许可
——“根窝”
39。18世纪，这项特权为他们的后代积聚起了巨额财富。

盐田里场商的数量越来越少，他们的个人财富却越来越多。到18世
纪，仅三十名场商，就完全控制了整个两淮盐场。这种集中的趋势也反
映出了朝廷的认可：只有最富有的商人，才能承担起囤盐一年的资本风
险。存盐变质的可能性一直都存在，因此，盐务官员必须确定盐商们有
足够现银，可以挺过足以让小商贩倾家荡产的仓储损坏。因此，集中化
的经济趋势，就势必牵涉到经济规模。在规模如此巨大的贸易活动中，
与大量从事地方市场交易的商人相比，的确只有少部分人具备经营全国
性市场的能力。因此，经营权就逐渐落入了少数人手中。

期望更有效地规范贸易行为的官员们，也急需实现商业集中化。朝
廷甚至鼓励少数大商人垄断专营权，来达到遏制私盐销售和走私的目
的。因此，资深商人便成了小商人的担保人。没有前者的允许，后者就
无法涉足盐业。至少从理论上来讲，这种垄断行为起到了稳定盐价的作
用。因为，它较少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综上所述，引领行业的商人数
量，一直都在持续下降。到1730年，所有水商与场商都被纳入五位首席
盐商（即“总商”）的庇护之下。总商同意承担行业内的主要风险，以换
取最大的利润。

利润如此显而易见，当然会有人期望总商们有所表示。总利润中有
一部分自动拨作馈赠、酬酢及贿赂历任监督盐场的官员之用。皇帝每逢
节日和寿诞，也能直接收到捐供。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费用
是总商获得世袭专营许可的例行回报。但这种变幻莫测的各种非正规规
费，促使贪官寻找各种借口（如走私猖獗、贩售私盐等）向盐商及其担
保人敲诈更多钱财。因此，官僚资本主义在获得巨大利润的同时，也承
担着高风险。整个18世纪，盐业利润高达二点五亿两银子，提供给盐商
的可用资本为八千万两。

要维持盐业生产与销售的稳定，资本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有了上
述的可用资产，商人们通常都不会遭遇彻底的经济崩溃。一名典型的盐
运使，通常都出生于内务府。他花费了大量银子上下打点，才从宫中得
到这个自己垂涎已久的职位。同样，皇帝也期待盐运使知恩图报。因
此，他上任后若没有立刻将贵重礼品送达御前，皇帝就可能以渎职的名
义惩罚盐运使。考虑到这些财务上的难关，每任盐运使都会在自己短暂
的任期内，极力榨取更多钱财。与此同时，他也知道如果将商人逼至破
产、甚至被迫暂时缩减交易的境地，自己就无法完成内务府摊派的税
额。清朝的皇帝经常忽视盐运使无法完成规定税额的过失，却无法容忍
自己的私库收入减少。为了保住项上人头，历任盐运使无不小心翼翼，
唯恐激起商人过多的愤懑。因此，官员与商业利益的密切关系，就是官
僚资本主义的核心。这个局外人眼中或许充斥着任意征税和随意贿赂的
腐败系统，其实是受不成文的规则和经济现状制约的，实际上运作良
好、规则微妙的非正式官-商机制

◎商人追求士绅文化
尽管次数不多，盐商还是会利用自己庞大的经济资源，来反抗督管
他们的盐务官员。不过，即便如此，他们依然被这些上层的社会价值牢
牢地束缚着。商人接受官绅管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也有可能进
入精英阶层。有机会购买低阶功名，科考的开放，加上出身低微的人再
也不必面对无法逾越的贵族秩序，像郑氏家族一样的总商家族，就有一
半的男丁可以获得官方士绅的地位。这种富有的大户请得起全国最好的
塾师来教导族中子弟，帮助他们应考朝廷为这些家族特意保留名额的恩
科考试42。商人既然可以如此轻易地进入精英阶层，他们就没有推翻儒
家等级制度的动力，也没有联合其他资产阶级同业，共同提高其社会地
位的志向。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资产阶级的一员。因为
可以轻易地以个人名义进入他们梦寐以求的士绅阶层，所以这些商人既
缺乏从意识形态上证明自己的动机，更无法得到启发，构想出一种类似
加尔文主义的中国式道德规范。

商人也没能养成自成一格的举止礼仪或生活方式。他们一掷千金、
大肆效仿士绅的举止，放弃了更有成效的投资，转而重申文人高雅文化
的霸权地位。例如，当时一个特立独行的“盐呆子”
43，就曾在设计精巧
的玩具、太湖石44和珍奇的宠物上大肆挥霍。然而，他的这些行为，依
然只是在以一种夸大的方式，扭曲地理解士绅风尚。所有此类挥霍行为
中，盐商出身的马氏家族不仅主持了18世纪最著名的文化沙龙，资助着
当时许多著名的艺术家，还拥有一个私人藏书楼，里面存放着许多让乾
隆皇帝都艳羡不已的珍本。他们对传统士绅风格的发展，与日本大阪的
米商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几乎与中国盐商处于同一时期的米商，都很
享受他们独特的都市文化。歌舞伎、傀儡戏、井原西鹤小说中的“浮世
绘”和安藤广重的浮世绘本，都是多愁善感、充满肉欲的，与日本正统
武士文化里严苛的价值观形成了鲜明对比。然而，在18世纪的扬州，旧
时的精英文化形态几乎没有任何改变。诚然，中国最伟大的白话小说就
诞生在这个时代。但《红楼梦》里讲述的，仍是内务府出身的盐运使家
族，而非表面上归其管辖的那些商人。

扬州的盐商请人绘制的一些古怪画作，的确能反映新的审美观。但
仅高其佩的指画和金农虬奇的山水画，或许并不能代表资产阶级已经把
注意力转到文化创新层面。上述画作旨在传达一种文人墨客故意为之、
与旧日宫廷职业画师那种精雕细琢之风背道而驰、不带匠气的画风。只
有经过良好的教育，熟练掌握了宋、元、明绘画笔法和书法技巧的人，
才能明了文人山水画里这种标新立异、匠心独具的变体画法。相比圆滑
地迎合新贵的审美情趣，这些文人更在意浑然天成的古拙之意。事实
上，这些文人绘画的受众，几乎都是与他们自身类似的、有能力欣赏多
重意象的唐宋书画主题的人。用一位艺术史学者的话来说，这种极端矫
饰的鉴赏能力是基于：
现在与过去之间，个人感受力的极限与超出其个人理解范围的文化
传承之间，进行的一场精心对话。

“过去”就像一副重担，压在“现在”的肩上。18世纪，行径古怪的文
人们虽作风狂放，却只是通过颠覆传统来表达自己的创新性。换句话
说，他们找不到一种新的、属于自己的绘画语言。也许，他们愚钝粗鄙
的赞助者会通过将其限制在高雅文化的幻影中，来阻碍他们的创新。毕
竟，培养自己迎合画家品味的，是身为资产阶级的买家。然而，扬州艺
术家们取得文化优越感付出的代价，仍旧是不断地重复。所以，他们的
画作无论多么有独创性，也跳不出宋、元、明的绘画主题。
同样的局限性也体现在了诗歌上。18世纪伟大的田园派诗人袁枚也
和同时代的人一样，接受“盐呆子”的赞助。他感受到了传统的重担，极
力抨击盲目模仿中古诗风的人。他不拘一格的诗句虽然感动了读者，却
依然无法跳出唐宋的诗歌格律。然而，无论袁枚的诗句多么独特、大
胆，他选择的艺术载体，依然是读者熟悉的古典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