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的社会地位
在儒家重农主义者眼中，商人的社会地位是最低的。农民和手工艺
者生产粮食、制作手工艺品，商人却不事生产，专以交换他人货物而得
利。农民之所以值得称颂，是因为他们构建了社会的经济基础，并用自
己的劳动成果养活广大民众。商人之所以社会地位低下，是因为他们的
贸易行为不仅鼓励无妄的浪费，还会让农民偏离本业。在中国，重农主
义者向来都努力维系着这种经济上的自给自足。然而，金钱却似乎妨碍
了这种自足。
这种贬低商人的做法与社会现实是矛盾的。事实上，儒家正统蔑视
商人，恰恰是因为商业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孔子（公元前
551—前479年）著书立说之时，正是强大的商人开始挑战既有的贵族秩
序之际。因此，他对商业的轻蔑意在垂范未来，而非描述现实。换句话
说，商人社会地位低下，并不意味着他们就真的为农民和手工业者不
耻。后者也仅在名义上比前者优越而已。到帝制晚期，商人在国家专卖
行业中起关键性作用时，即便普通商人，也被视为有价值的社会成员。
然而，农业方面挥之不去的偏见，仍会不时对政府的商业政策产生不利
影响。而文人们，当然也会继续空谈“士农工商”的旧秩序。

商人从街头小贩到巨贾，分类范围颇广。中国人通常将其分为三
类：一般的贸易者（坐贾）、掮客（牙商）和富裕的寄销商（客商）。
10世纪后，与这种功能上的分类随之而来的，还有贸易的发展。此时，
修建运河促进全国市场的建立，对外贸易扩大，人们开始使用纸币和汇
票，大城市也开始向旧的行政中心之外扩张。

◎商业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
明朝，商业继续发展。14世纪晚期，明朝建立者朱元璋再次统一天
下后，中国又一次拥有全国性的市场。虽然高昂的运输费依旧妨碍主要
商品的跨区交易，但此时已经出现私营部门为运送奢侈品开辟新的贸易
路线。与此同时，诸如南北大运河（为运输粮税而建）之类的公共运输
路线，不仅会运输粮税，也会运输私人货物。如果长江三角洲对山西原
棉的需求量够大，往往就会有私人提供适当的运输工具。再举个例子：
广东的商人想以他们的盐和铁交换北方的金银和布匹。结果，梅岭一线
的挖土工、搬运工、赶牲者、护卫者纷纷成立各自的团体，保护精心设
计的驿站系统和翻越福建群山的运货道路。

在明朝的统治下，运输困难得到缓解只是商业持续发展的原因之
一。代代相传的土地和技艺对人们的束缚越来越弱，则是另一个原因。
明朝的皇帝们在北方建起越来越多的皇家庄园，无意中迫使很多农民进
入城市，成为一股不大不小的劳动力。此外，朝廷也会努力维持传承祖
业的工匠团体，来鼓励能工巧匠的培养。这些团体的工人被迫贡献出一
部分劳动力，为皇室修建宫殿、制作丝织艺品、烧制当时闻名于世的瓷
器。晚明之际，朝廷放松了对这些木匠、泥瓦匠、织工和陶工的管制，
让他们得以借助金钱，摆脱代代都为国家服务的状况，成为私人手工业
者。

世袭劳役产业的松动和市场从属劳动力的解放，共同促成了赋税方
式从实物向货币的转变。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认为，赋与役都用现
银缴纳的“一条鞭法”税制改革，浇灌了16世纪晚期的“资本主义萌芽”。
因为一旦可以用银两缴纳赋税，农民们就会种植更多经济作物。地主搬
进城市，人们对手工艺品的需求量大大增加，商人们也积累起了商业资
本。然而，也有观点认为，赋税货币化与其说是商业化的原因，不如说
是其结果。因此，1550年至1650年间发生的其他几场社会经济变迁，应
该受到更多重视。

例如，16世纪晚期，中等规模的集贸中心大大增加。像扬州和杭州
这样的大城市，宋朝时仅有百分之十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明朝时，中国
经历了另一波城市化浪潮。介于大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中型城市数量激
增。定期交易的集镇（市）发展成为永久性的城（镇）。一个由乡村、
城市郊区和城市之间的交易市场组成的网络覆盖了长江下游、开封和四
川。这些营销中心鼓励新的消费习惯，给数百万从未经历过大城市奢华
生活的人，带去了服饰潮流和戏曲娱乐活动。

地主也发现，这些新兴的中型市镇比乡村更适合居住。34如果我们
相信当时人的主观印象，那就可以说，1550年至1650年间，土地所有权
越来越集中，在有“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之说的长江下游
地区，更是如此。士绅家庭利用他们享有的税收优惠特权，积累了成千
上万亩分散的土地。来自这些土地的佃农租金，为富人们创造了搬入城
市的条件。

维持苏州宏伟的园林和繁荣的戏班花销巨大，这更增加了上
层阶级对货币型租金，而非其他类型租金的需求。明朝统治的最后一个
世纪里，虽然中国的白银出产量无法满足货币流通需求，但与日本和菲
律宾的海外贸易带入了数以百万计的白银。35如此大的货币流通量不仅
帮助支付了多种已经成熟的经济作物，还鼓励了本地待售产品的多样
化。比如：苏州的铁器和精美的刺绣，浙江的毛笔、亚麻制品和蒲席。
商人们把安徽的金属工具运到东南沿海，用销售获得的利润投资福建的
假发，将其卖到江南地区。相应地，家庭手工业也日渐成熟起来。比
如，13世纪时，只有城市里的工匠具备纺织精美锦缎的ji艺，但到了16
世纪，心灵手巧的农家孩子，也具备了相同的JI艺。棉织品成为一种常
规的手工艺品。明末时，中国四分之三的ji地区都出产棉布。缺乏土地种
植棉花的农民，便从城里牙商那里购买原料，几乎完全依靠制造所得维
持生活。对一份宗谱的研究36表明，许多这样的织工，后来都购进了几
架织布机，再雇用几个工人，直到能维持起一个作坊规模的织布厂为
止。丝织业也能维持农民家庭的生计。几代之后，他们的后人可能会逐
渐成为小纺织厂的业主、商人，最后成为在诸如南京一类的主要城市拥
有数间丝绸店的巨贾。

然而，“资本主义萌芽”并未发展成工业革命。棉纺织工艺尽管广泛
传播，却从未在技术上有所进步。中国没能出现类似萨克森纺车或飞梭
之类的发明，或许是原材料有限，而劳动力却过剩的缘故。这种情况
下，人们也不会有什么动力发明节省劳力的装置，以生产出更多布匹。
此外，棉纺织业是家庭手工业最常见的形式，每个家庭都能根据需要生
产出大部分布匹。即便纺织业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长江下游地区，
在纺织业中占主导地位的，依旧是个体农户。因此，整个棉纺织业的基
础，就是庞大的、由市场机制协调的附属劳动力。而此处的市场机制，
完全取决于不直接参与生产的商人。37织布的各个环节（轧棉、纺纱、
染色、织造）并非在一个作坊里完成，而是倚赖一系列擅于处理复杂事
务的中盘商、批发采购员、牙商和零售商，从商业角度将各个技术原
始、相对分散的个体作坊联合起来完成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市场的需
求比技术进步重要得多，所以熟练的经商手腕取代了有效管理。此外，
棉花批发商远离生产第一线，所以基本不知道布匹是如何生产出来的。
即便兼营批发的制造商，也因为中盘商的缘故，无法接触到实际的棉花
生产过程。17世纪，苏州有七十位主要经销商以固定价格向劳工承包商
购买布匹，而非自己雇用工匠织布。如此一来，商人们满足于按市场机
制调整价格所带来的丰厚利润，根本没有提升技术的意识。因此，中国
的商人或许能跻身世界一流商人的行列，却永远成不了大资本家。

◎商业贸易的不安全性
明清的商业成功，并没有自动为商人带来社会保障。财富可以买来
政治影响力，却永远无法让官员俯首帖耳。商人们甚至连一个属于自己
的辖区（一种如市政官或参赞管辖的，类似避难所的区域）也没有。16
世纪迅速发展起来的城市，根本算不上自治市镇。大多数大型贸易中
心，首先都被视为由督抚和州县官员进驻的行政中心。尽管汉字中
有“城”（该字在中文里意为“墙”）这个词，中国的城市和乡村社会之
间，却没有像其他文明一样，存在固定的疆界。大多数重要的城市中心
与周边乡村并无明显界限。集市逐渐融入郊区，继而不断减少，最终与
人口稠密的农田连为一体。区、县或省会的政府官署尽管都位于城墙以
内，但那些城墙都是早期的边界，并未将17世纪和18世纪新拓展的城市
景观包括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