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士绅
◎士绅的双重性
中华帝国晚期的政治制度在更高、更正式的水平上，很容易形式
化。皇帝位于权力的顶端，周围是有时能被授予世袭勋位的皇亲国戚和
心腹大臣。皇帝之下是执行皇命的各级官僚。过去，西方人常常称其
为“满大人”。官僚机构的成员是在科举中取得较高名次的士大夫们，其
等级可一直向下延伸到知县及其僚属。但在县衙官员和农民之间，一般
还有个被称为“士绅”的群体。该群体就像另一个承担着社会福利事业的
非正式的政治社会团体。中文里，“士绅”一词常用来形容地方精英，所
以英文虽用“Gentry”一词来表述这个群体，但将之译为“绅士”，却不够
准确。“士绅”
13一词恰如其分地体现了这群人的绅士地位和他们处于乡
村的生活状态，却无法体现他们具有的官方地位和身份。其他诸如“满
大人”和“有功名者”的称呼虽然体现了士绅的公认地位，却忽视了财
富、教育甚至出身赋予这些人的非官僚身份。只有在表明“士绅”既非纯
粹的官僚主义集团，也不仅仅是地方名流的情况下，我们才能用该词来
统称这个群体。与英文中的“Gentry”不同，中文里的这个词
由“绅”和“士”组成，将士绅的官僚特质和贵族倾向都体现得淋漓尽致。

◎士绅的官僚层面
“绅”这个字体现了士绅贤达的特质。最初，该字指的是帝国官员用
以体现其官阶的刺绣腰带，其地位在帝国晚期相当于通过科举考试获得
的功名。14因此，获得功名的人才有资格戴金、银顶子，穿猞猁皮和黑
貂皮，参加官方祭祀典礼、领取地方和朝廷的津贴、享受免除徭役和不
受知县刑罚的特权。不过，这一正式身份不能世袭，士绅的后代要想获
得相同的特权，必须设法得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功名。
这些备受限制的特权和合法津贴都是国家的赠予。因此，“绅”是帝
国朝廷创造的产物。汉朝倾覆后，仍有许多垄断土地、拥有私人武装的
世家大族。事实上，正是因为唐代皇帝需要一批官僚来与之对抗，士绅
阶层才由此兴起。3至7世纪之间，君主与世家大族共享天下。皇帝的臣
子与妃子都来自世家大族。因此，这些家族的声望堪比皇室。取而代之
的唐朝统治者为争取独立，建立了一个向有才之士开放的新官僚体制。
因为这些文职官员的权柄均来自君权，所以，他们更有可能成为君主的
仆人，而非主人。的确，这一官僚集团一经建立，就推行了一系列剥夺
世家大族特权的制度，让朝廷恢复汉时威仪，并在人口、土地和军事力
量等方面重振权威。因此，皇帝终于依靠官僚集团打垮世家大族，赢得
了这场与世袭豪族间旷日持久的大战。然而，世族败退后，皇帝却发现
自己手中的武器——新兴的官僚阶层变成了新的竞争者。12至13世纪，
渴望更加独立的文官集团在政府机构外购置庄园，逐渐成为有地产的士
绅。在官僚体制内，他们则想方设法地确保“荫”的世袭特权，以便让高
官子弟能以监生（国子监门生）的资格，自动获取士绅的身份。君主一
方面通过免税和赋予官员拥有农奴的特权，来根除地位稳固的新兴士绅
们，另一方面广开科举大门，敞开所有为官或获得“绅”地位的道路。

◎士绅的官僚层面
“绅”这个字体现了士绅贤达的特质。最初，该字指的是帝国官员用
以体现其官阶的刺绣腰带，其地位在帝国晚期相当于通过科举考试获得
的功名。14因此，获得功名的人才有资格戴金、银顶子，穿猞猁皮和黑
貂皮，参加官方祭祀典礼、领取地方和朝廷的津贴、享受免除徭役和不
受知县刑罚的特权。不过，这一正式身份不能世袭，士绅的后代要想获
得相同的特权，必须设法得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功名。
这些备受限制的特权和合法津贴都是国家的赠予。因此，“绅”是帝
国朝廷创造的产物。汉朝倾覆后，仍有许多垄断土地、拥有私人武装的
世家大族。事实上，正是因为唐代皇帝需要一批官僚来与之对抗，士绅
阶层才由此兴起。3至7世纪之间，君主与世家大族共享天下。皇帝的臣
子与妃子都来自世家大族。因此，这些家族的声望堪比皇室。取而代之
的唐朝统治者为争取独立，建立了一个向有才之士开放的新官僚体制。
因为这些文职官员的权柄均来自君权，所以，他们更有可能成为君主的
仆人，而非主人。的确，这一官僚集团一经建立，就推行了一系列剥夺
世家大族特权的制度，让朝廷恢复汉时威仪，并在人口、土地和军事力
量等方面重振权威。因此，皇帝终于依靠官僚集团打垮世家大族，赢得
了这场与世袭豪族间旷日持久的大战。然而，世族败退后，皇帝却发现
自己手中的武器——新兴的官僚阶层变成了新的竞争者。12至13世纪，
渴望更加独立的文官集团在政府机构外购置庄园，逐渐成为有地产的士
绅。在官僚体制内，他们则想方设法地确保“荫”的世袭特权，以便让高
官子弟能以监生（国子监门生）的资格，自动获取士绅的身份。君主一
方面通过免税和赋予官员拥有农奴的特权，来根除地位稳固的新兴士绅
们，另一方面广开科举大门，敞开所有为官或获得“绅”地位的道路。

就这点而言，明朝初期的皇帝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14世纪晚期，
明太祖（1368年—1398年在位）没收长江流域士绅的地产，废除宰相制
度，借此剥夺了文官在朝堂上的发言权。接下来的15世纪中，明朝的皇
帝们收回“荫”的特权，并降低了太学生的声望。15同时，君主通过极大
地放宽科举制度，允许除贱民以外的所有人参加考试，来鼓励加大官僚
士绅的流动性。帝国的代表是一群有影响力的精英。中央政府通过控制
科举考试的内容、考试频率和考试难度，来达到控制这群精英的意识形
态、才能及其规模的目的。

明朝的科举制度在16世纪演变得越来越复杂。而清朝并未大幅修
改，便将之全盘继承了下来。考试基本分三个等级，每两年或三年举行
一次。考中最低一级乡试者为“生员”
16，即俗称的“秀才”。考中生员才
有资格参加会试，竞争“举人”。17通过会试成为举人后，方有资格参加
殿试。只有成功通过这一系列全国考试的人，才能被授予“进士”学衔。
简明的对比见表2-1：

明朝的科举制度在16世纪演变得越来越复杂。而清朝并未大幅修
改，便将之全盘继承了下来。考试基本分三个等级，每两年或三年举行
一次。考中最低一级乡试者为“生员”
16，即俗称的“秀才”。考中生员才
有资格参加会试，竞争“举人”。17通过会试成为举人后，方有资格参加
殿试。只有成功通过这一系列全国考试的人，才能被授予“进士”学衔。
简明的对比见表2-1：

最初，不论获得何种功名的人都可入仕，但到1850年，肯定能获得
官职的，便只有进士了。18政府严格控制入仕的人数，尽管机会之门向
生员们大开，实际上却只有位于顶端的少部分人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
而出。每次乡试都有将近两百万童生参加，但只有三万人能顺利成为生
员。这三万人中，仅一千五百人能通过会试成为举人。而这些举人中，
只有三百人能获得最高的进士学衔。有志攀登这一阶梯的人十分清楚，
他只有六十分之一的机会获得最低的学衔。令人沮丧的是，一旦成为生
员，他通过会试的几率同样很低，仅为二十分之一。不过，如果他能符
合举人的要求，便有五分之一的机会成为进士。换句话说，不论在哪年
参加考试，这两百万等在帝国乡试考场外的考生都知道，自己只有六千
分之一的机会，获得一定能被授予官职的最高学衔。整个帝国，不论高 低，
有学衔的人共有一百四十万，但政府可提供的官职，却只有两万 个。

竞争十分激烈，士绅阶层的社会流动性也很高。任何一次考试，最
后获得士绅身份的人中，都有三分之一是新鲜血液，即他们的父辈从未
获得过任何功名。而每十个进入这一阶层的人中，只有两人的直系后代
能通过获取功名来保有家族的这份公职。如果功名是身份的唯一象征，
那精英阶层就在持续变动。因此，相比汉诺威王朝的英国绅士，中国士
绅的稳定性就要差很多。和18世纪法国的贵族相比，通过科举获得士绅
身份的人，比例也跟前者大相径庭。19世纪晚期，全中国仅有百分之一
点七的人口属于士绅家庭。19
因为要达到更高阶层非常难，所以举人和进士具有极高的社会声
望。上层士绅（举人和进士）与被称为“士民”的下层士绅（生员）区别
相当明显。只有少数士绅（1723年至1795年间，仅六千八百八十四人获
得进士学衔）能在国内扬名。尽管机会渺茫，该头衔能带来的荣耀，仍
足以激励数百万文人年复一年地为科考埋头苦读。由贫到富、由忍饥挨
饿的一介书生到受人款待的帝国文人，这一鱼跃龙门般的跨越是极不寻
常的。然而，成功的可能性既不能缓解社会不满情绪，也无法给予这个
文明持续发展的动力。

科举考试体系把士绅阶层的文化水平维持在一个较高的程度。在诸
如清初等特定时期，考试科目还包括法律和行政管理。不过，最普遍的
科举试题仍与文学和哲学有关。这些出自儒家经典的试题不仅需要应考
者提前背诵，还需要用极难掌握的八股文作答。因此，所有的士大夫不
论地域或社会背景，都得学习相同的儒家经典，并以通用的文言写作。
这种高层文化将士绅与不通文言、书法或不懂基本儒家经典的普通人区
别开来。不幸的是，科举制度鼓励死记硬背朝廷奉为正统的经典。批评
该制度的人认为如此将禁锢创造性思维，培养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
虫，而非知识分子。这意味着一个资质上佳的学生若立志科考，便需要
五岁习字、十一岁熟记四书五经，十二岁精通作诗并于之后开始学习八
股文写作。如果他能坚持不懈地严格遵守这个时间表，便能在十五岁时
首次尝试乡试。大多数情况下，初次应试几乎都会落榜。但经过反复尝
试，他或许能在初登弱冠后的二十一岁光耀门楣，获得生员学衔。大多
数人二十四岁才能通过乡试，平均三十一岁成为举人，三十六岁成为进
士。实际上，似乎一系列考试，便是有志功名者全部的生活。比如，乡
试其实由三场不同的考试组成。通过考试成为生员的人，之后每三年都
得参加一次考试，以保持自己的士绅身份。已达到殿试水平的士绅要实
现相同目的，花在考试上的时间肯定早已超过一百六十天。

然而，尽管代价如此高昂，却无人质疑这一制度的合理性。那些通
过科考的人，付出的精力和时间都得到了回报。可以说，他们与其他踏
上这条艰苦之路，一生都致力于钻研经典文化的人有着共同的期许。但
那些考场失意的人会怎样呢？那些身处底层，未能成功攀上这座陡峭金
字塔的学子，必定会无比沮丧、失望至极。而那些成为生员的人，则更
加明白除非继续往上爬，否则多年的苦读依然不能为他们换来一官半
职。朝廷试图通过定期奖励资深生员，授予他们贡生（帝国学生）头
衔，让其有资格捐得一些下级官位，来缓解他们的不满情绪。然而，挫
败感仍持续引发着普遍的怨憎情绪。问题就在于，每个人都清楚自己成
功的几率是六千分之一。虽然与其他任何传统文明或近代文明相比，帝
制晚期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的擢升几率更大，但精英阶层的发展仍然受
到了严格的限制。因此，不得志的生员往往以抗议活动来发泄。很多叛
乱甚至一些大规模暴动的领导者，不是政见不同的下层士绅，就是为了
通过更高级别的科考，耗时多年的应考者。然而，地方上（有别于中央
政府）的声望又不至于让这种不满情绪完全失控。上文提到的那些士绅
才能穿戴的服饰和社会的认同，不仅能满足最底层士绅的虚荣心，也能
让其有别于普通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