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会社
尽管众人都批评孙中山的南方策略，但黄兴和湖南分遣队也发现，
要在中部省份取得进展并不容易。重大起义虽都发生在1904年至1906年
间，革命者们还是很难与长江流域的秘密会社维持联盟。事实上，他们
与私盐贩子和强盗们唯一的共同信念就是反满。因此，一些如檄文措辞
之类相对简单的事，也会让他们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同盟会成员希望
在建立共和政府的口号下战斗，秘密会社的首领们却往往瞧不起这种陌
生且西化的概念。他们的追随者们更喜欢“复明”或“将有新皇得天命”的
说法。这种看法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秘密会社在政治上的无知，但
也反映出他们的排外主义。

19世纪60至70年代的反传教士暴动后，民众的排外情绪继续在华中
地区蔓延。19世纪的最后十年里，秘密会社在排外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20世纪初，关于农民对俄国占领满洲反应的情报，每一条都被通商
口岸的领事们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来。换句话说，大部分都是文盲的中国
民众，无疑已经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对其祖国的威胁。有些民
众的恐惧情绪以天启的方式展现了出来，比如：中国北方义和团，就宣
扬一些黑暗又荒谬的预言。不过，这些常见的表现形式，虽然并非20世
纪40年代日本入侵时农民们拥有的那种完全觉醒的民族认同感，但至少
也成了一种新的理性认识，意识到了个人存亡要建立在领土完整的基础
上。与此同时，农民的身份界限也开始扩大。一个农民不再仅仅是三门
村李氏家族的一员，他也是湖南省乃至汉族人民的一员

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在某些方面与知识分子的反帝主义是一致
的。然而，排外主义与反现代主义的普遍融合，成了秘密会社的领袖们
难以接受革命者们的共和主义的原因。加入秘密会社的农民和工人们都
是由衷的本土主义者，所以他们可以成为革命者，却无法成为革命党
人。和周围的民众一样，清政府推行的新改革措施和地方士绅们创建新
学校、修筑铁路等行为也让他们困惑和不安。农民们对这些陌生事业的
憎恶心理，是可以找到经济根源的。军事官员和改革派士绅为了资助新
军、修建现代学校，会通过征收过境税和商业税来提高额外收入。对在
集市销售自家产品的农民们来说，该政策无异于一个沉重的打击

在湖南湘江流域或广东珠江三角洲之类高度商业化的地区，农民们
很快便意识到地方现代化事业让他们负担更重。下层阶级已经将铁路和
轮船公司视为古怪的西方舶来品，因此开始把他们遇到的经济困难怪到
改革派士绅和地方官员头上。与此同时，感觉受到城市中改革派士绅兴
办事业排挤的老派乡村士绅，开始鼓励农民在如新学校、商会和现代公
司等西式机构中，通过罢工以示抗议。1909年至1910年间，严重的米荒
进一步激化了农民为求生而进行的抗争。华中爆发数场大规模叛乱。改
革派士绅们认为，这些反动暴乱不仅切断了他们与前乡村经理人——文
化保守的下层士绅之间的联系，也让他们的事业失去了民众的支持。正
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辛亥革命期间及革命结束后，改革派士绅们将
由此更依赖军阀。

革命者们也被这种普遍的反现代主义困扰。他们发现，因为当局改
良后的通信工具和军事力量让秘密会社的领袖们感受到了威胁，所以秘
密会社开始愿意冒公开反叛的危险。例如，1904年，湖南秘密会社首领
马福益加入起义的主要原因，就是害怕省会的铁路线会将新军带入他的
管辖范围，摧毁他的王国。当时，华兴会非常欢迎这种民众支持，鼓励
秘密会社加入起义。然而，起义很快被当地政府镇压，马福益被杀。但
秘密会社取得短暂胜利时，革命者们很快发现，这些强盗最主要的兴
趣，是打着明朝遗民的旗号，抢劫城市粮仓和富人。

反对社会变化而非希望其更进一步发展的秘密会社，对知识分子的
革命事业缺乏思想上的信仰，因此是个易变的同盟。然而，1911年年底
之前，信奉共和的革命者们都别无选择，只能继续与三合会和哥老会合
作。革命在别处爆发后，同盟会的激进分子发现，他们与旧盟友的关系
变得有些尴尬起来。例如，华兴会想跟改革派合作，共同对抗新军官员
时，焦达峰的秘密会社成员却将富人们逼入了军阀那方。一个由数位知
识分子组成的核心团体在很多年后，才学会如何将农民的不满情绪转化
为有意识的社会革命行动。

辛亥革命前夕，同盟会不仅四分五裂，还出现了战略混乱的情况。
此外，一系列失败的起义和并不协调的政变也让它踟蹰不前。事实上，
一些更鲁莽的成员开始认为一致行动毫无意义。于是，汪精卫之类的人
转向了徒劳的恐怖主义活动。尽管炸弹袭击和暗杀者的子弹动摇了民众
对朝廷的信心，但最终挑起革命的活动却来自其他地区，还伴随着立宪
派的煽风点火、地方上的保路运动以及与王朝日益分离的军队等，都在
1911年秋发展到了关键时刻。

◎立宪运动失败
如前所述，1910年10月齐聚北京筹建国会的资政院议员们发现，帝
国政府仅把他们视为顾问。议员代表们相信朝廷没有意识到民众希望立
刻筹建国会的愿望，于是纷纷请愿，要求缩短预备立宪期限。为此，他
们甚至还签署了血书。摄政的醇亲王虽然最终接受了请愿，却只是把立
宪时间从1917年提前到了1913年。一些代表消极地接受了这个决定，但
其他更激烈的立宪主义者们却对朝廷的故意拖延大失所望。1911年6
月，以孙洪伊为首的宪友会成立，众人合力抗议延期。这些人大多都是
久负盛名的士绅领袖。10月武昌起义爆发前不久，他们返回了各自的地
方咨议局。

◎保路运动
与此同时，士绅们的保路运动也进入了白热化阶段。三年前，湖
南、湖北、四川和广东的商人通过出售铁路债券积累起足够资金，便计
划修建两条南方铁路干线，分别连通北京到广州和北京到四川的线路。
北京负责中央政府南方铁路局的张之洞让当局相信，该计划会加强地方
经济自治，减慢全国铁路网的建设。因为各地的投资者都倾向于先修筑
自己的支线。因此，中央政府全权委托张之洞向外国银行家求助。于
是，张之洞和随后的盛宣怀通过协商，从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银行
家组成的财团那里获得了大笔贷款。消息传到各省，尤其是湖南省后，
铁路股东们从对公众有利的方面煽动舆论。由于民情激愤，政府拒绝批
准贷款协议。财团对此却不买账，让其外交代表向清政府外务部发出了
一系列威胁照会。北京很快打了退堂鼓，同意接受外国贷款，交由盛宣
怀的铁路局，用来为中央政府修建南方铁路线。因此，1911年5月10
日，北京发布了一条政令，解散地方铁路公司，承诺将来偿还股东们的
债券

地方上的投资者们爆发了愤怒的抗议。这一次，最愤慨的是四川
人。当地报纸称清政府已经“把四川卖给外国人”，将盛宣怀贬斥为“中
国的叛徒”。杰出议员、商会代表人和爱国学生团结起来，成立保路同
Z会，发起了一场激烈的公众运动。学生们返回家乡向农民们宣传此
事，哥老会则愈加蠢蠢欲动。随着反清情绪日益强烈，总督赵尔丰唯恐
各方面都爆发叛乱。1911年9月7日，他决定逮捕保路会和咨议局主要领
导人，将这场运动扼杀在摇篮里。赵尔丰的行为迫使抗议者们采取了武
装行动。不过数日，士绅领导的民兵组织就袭击了成都的总督衙门，把
赵尔丰赶出了四川。10月初，满洲人军队虽强制恢复了秩序，大清却再
也没能完全控制这个人口稠密的富裕省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