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西方的入侵
John K. Fairrank, 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
这是一部研讨会的论文集。绪论是一篇介绍传统中国藩属外交体系
的优秀文章。
Teng Ssu-Yu and John K. Fairbank, eds.，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1839—1923（New York：Atheneum，
1965）.
这部加以细致注解和考释的著作涵盖了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所有史
料。本书的导论部分描述了鸦片战争前的中外关系。
William C. Hunter, The'Fan Kwae'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1825
—1844（Shanghai：Kelly and Walsh，1911）
充满地方色彩的第一手观察资料。近期刚刚再版。
Louis Dermigny, La Chine et l'Occident. La commerce a Canton au
XVIIIe siecle，1719—1833（Paris：S.E.V.P.E.N.，1964），3 Vols.
这是推荐书目中唯一一本非英文著作。将其列入书单的原因很简
单：对任何想了解广州贸易体系运作方式的人来说，德米尼的研究都是
不可或缺的。
Michael Greenberg, 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1800—
1842（Cambridge, E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1）.
格林伯格利用港脚贸易事务所的档案，追溯了自由商人涉入鸦片战
争的情况。

第八章 入侵与反抗
Chang Hsin-Pao, 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
张馨保客观地描述了林则徐在鸦片战争期间的所有活动。
Frederic Wakeman, JR.，Strangers at the Gate：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1839—1861（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本书试图评估鸦片战争给广东带来的社会效应。
John K.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1842—1854（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3）.
一本经典之作。
Arhur Waley, The Opium War through Chinese Eyes（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1958）.
本书是韦利的一本著名译作。书中收集了数名中国人（包括林则
徐）在鸦片战争期间所写的日记。
Immanuel Hsu, China's Entrance into the Family of Nations：The
Diplomatic Phase，1858—1880（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00）.
该时期最优秀的一部外交史。应该与以下书目一并参看。
Masataka Banno, China and the West，1858—1861：The Origins of
the Tsungli Yame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
本书尤其适合用来了解当时北京政坛各派系的情况。
Franz Michael, The Taiping Rebellion：History and Documents, Vol.
1（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5）.
一本记录了太平天国各阶段发展情况的佳作。
Jen Yu-Wen, The Taiping Rebell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
作者为当世最杰出的太平天国史专家之一。本书是他对这一时期历
史百科全书式的研究所得。
Vincent C. Y.Shih, The Taiping Ideology：Its Sources, Interpretations
and Influence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7）.
一部十分详尽的著作。

第九章 复兴的幻象与自强运动
Mary C. Wright,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The T'ung-
chih Restoration，1862—1874（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关于19世纪中国历史最优秀的著作之一。尽管已故芮玛丽教授的部
分观点现在颇有争议，但毫无疑问，这部专著还是非常详尽用心的。
Stanley Spector, Li Hung-chang and the Huai Army：A Study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ese Regionalism（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4）.
芮玛丽还在关注太平天国动乱之后朝廷的中兴时，史贝克特已开始
关注区域政治权力的发展。
Philip Kuhn,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另一方面，孔复礼把地方割据和军事化区分开来。本书深刻地影响
了历史学者们对晚清的理解。
K. C.Liu，"Li Hung-chang in Chihli，"in Albert Feuerwerker, ed.，
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
刘驳斥了史贝克特认为李鸿章是地方实力派的观点。
Joseph R.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8—1965），3 vols.
有史以来所有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著作中，这一部或许是影响
最为深远的。
Albert Feuerwerker, 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Sheng Hsuan￾huai，1844—1916，and Mandarin Enterpris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8）.
一本关于“自强运动”失败原因的优秀论著。
John Rawlinson, 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1839—
1895（Cambridge，1966）.
本书解答了“自强运动”失败的原因。
Lloyd Eastman, Throne and Mandarins：China's Search for a Policy
during the SinoFrench Controversy，1880—1885（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
这是一本极具思想性的著作。其中最有趣的章节，为讲述“清议
派”的部分。

第十章 王朝改革与反响
William L. Langer, 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1890—
1902（New York：Knopf，1951），2 Vols.
将列强瓜分中国的史实，放在世界格局里讨论。
John E. Schrecker, Imperialism and Chinese Nationalism：Germany in
Shantung（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除了分析德国外交政策以外，作者还讲述了清朝官员在维护中国主
权方面做出的努力。
Lloyd Eastman，"Political Reformism in China before the Sino￾Japanese War，"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ust，1968）.
一篇关于何启、郑观应和其他早期政治思想家著作的研究论文。
Hsiao Kung-Gh'uan，"K'ang Yu-wei's Thought，"Chung Chi
Journal（1968）.
该论文作者为中国传统政治理论权威，对康有为思想进行了详尽、
细致地分析。
Joseph R. Levenson, 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3）.
本书中，梁启超成了中国现代认同危机的试金石。不过，可以参考
下列著作的观点，重新评估列文森的这本著作。
Hao Chang, 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列文森笔下的梁启超在文化认同上饱受折磨，张灏笔下的梁启超则
要平静得多。在理解梁启超关于主权和社会组织理论的根源分析方面，
本书中的观点颇有助益。
Benjamin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
19世纪末，严复将赫胥黎、斯宾塞、弥尔和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译
为中文。他本人的思想若放在世界范围内来评估，也是极具影响力的。
Victor Purcell, The Boxer Uprising：A Background
Study（Cambridge, E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3）.
义和团运动到底是场自发性的社会动乱，还是官方蓄意组织的运
动？普西尓为了回答这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就民众运动提出了不少真知
灼见。

第十一章 天命已尽
Meribeth Cameron, The Reform Movement in China，1898—
1912（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31）
一本关于清末各项改革运动的基础读物。
Jerome Ch'en, Yuan Shih-k'ai（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一部优秀的政治人物传记。本书为第二版。
Ralph Powell, The Rise of Chinese Military Power，1895—
1912（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5）.
本书强调了袁世凯和朝廷为争夺兵权展开的争斗。阅读本书的同
时，也应该参考下面那篇文章。
Stephen R. Mackinnon，"The Peiyang Army, Yuan Shih-k'ai,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Chinese Warlordism，"journal of Asian Studies（May，
1973）.
鲍威尔认为军阀割据是由军事改革引起的。麦金农驳斥了这种观
点。他的研究虽然非常重要，但也并未完全解决这一论题。
Michael Gasster,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Revolution of
1911（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9）.
本书详细分析了章炳麟及其他激进分子的思想。
Harold Schiffrin, 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0）.
第一部关于孙中山在革命中所扮角色的可靠之作。
Mary C. Wright, ed.，China in Revolution：The First Phase，1900—
1913（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1）.
这是一部出色的论文集：不仅收录了关于辛亥革命各方面分析的最
新学术成果，还提供了足够资料，供读者反复思索。

[1]引自Li Shu, cited in Albert Feuerwerker, ed.，History in Communist China（Cambridge：
M.I.T.University Press，1968），p.26.
[2]毛ZD，《红旗》，引自1971年11月6日《纽约时报》。
[3]本书中，“儒家”指盛行于唐朝（618年—906年）之后的正统政治道德观。
[4]或许，也可以将之放入“天命”理论的历史背景中。（见第四章）
[5]指永嘉之乱。——译者注
[6]拥有土地并不能带来高利润。到20世纪30年代，河北农田的资本收益率只有大约百分之三，
而城市房地产或当铺的年投资回报率却能达到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五。
[7]佃农和自耕农之间的区别向来不太明显。一户农家可能在租用地主田地的同时，也拥有自己
的田地，并雇有佃农。
[8]引自Ramon H.Myers, 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opei and
Shantung（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P.234.
[9]1938年，中国国民党故意破坏黄河堤坝，以阻挡向南推进的日军。黄河从山东改道淮河，直
到1947年才再次改道。保守估计，那次洪水淹没了四十四个县，导致九十万人丧生，三百九十
万人背井离乡，流离失所。（一说为八十九万人丧生，一千二百万人流离失所。——编者注）
[10]“汉”是一种自我称谓，以和帝制晚期居住在中国的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苗族、瑶族、
儸族、满族、蒙古族和穆斯林等）进行区分。
[11]在中国，“领地”一词并没有南北之分。就这一概念而言，英文中存在的那两个词也并非完全
不同。但其中一个较大的差别为：北方的“领地”是朝廷的馈赠，得到了正式认可（比如，明朝
江南的“公共用地”就是非法的）。我对南北“领地”所做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与此有关的复杂
术语表和史料编纂学，可参见Ramon H.Myers，“Transformation and Continuity in Chines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February，1974），P.265～277。
[12]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有不少人持这种观点。把佃农和土地绑在一起、令地主能像出
售农奴一样买卖农民的租赁契约，也可保护佃农免受任意驱逐。“随田佃户”（佃农与土体是一
体的）的惯例意味着新地主无权抛弃随新购土地而来的佃农。只要佃农继续交租，地主就要保
证他们的租用权。“一田两主”的惯例，也起到了相似的保护作用。
[13]19世纪晚期，即便城市食利阶层增长趋势明显，仍有百分之四十的士绅住在乡下。参见
Y.C.Wa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1872—1949（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66），p.13.
[14]有时，也可向朝廷购买低等功名或较低的官位。
[15]这也是15世纪朝廷希望提高军费以抵御蒙古人的结果。急需银两的君主采纳了每个国子监
门生名额售价一千两的建议。获得监生的学衔，便可成为下层士绅。随着这般买卖的日益增
多，监生的名望越来越低。尽管1450年至1850年间通货膨胀严重，但在19世纪中期，仅需一百
零八两银子，便可捐得监生。
[16]后文为方便起见，将用“生员”指代所有获得低等功名的人，包括正式的廪生、增生、附生、
武生、贡生和非正式的监生。
[17]也就是说，必须通过每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
[18]即便太平天国起义后官职被进一步瓜分，也只有百分之三的生员，百分之四十的举人和百
分之七十五的进士获得任命。而只有进士前三名，才能进入金字塔顶端——翰林院。
[19]19世纪晚期，中国正式和非正式的士绅共计一百四十四万三千九百名。以平均一家五口人
计算，这便意味着享受士绅地位的人有七百二十一万九千五百名。按保守估计的总人口数——
三亿七千七百五十万来看，仅百分之一点九的人口为士绅。若按宽松估计的总人口数——四亿
五千万来看，士绅所占比例则为百分之一点六。
[20]将士绅狭义地定义为“有功名者”，十分符合东方专制主义的做法。如果脱离政府的精英无法
独立存在，那将中国视为东方专制主义代表的历史学家们关于“国家控制”的说法，便能得到证
实。在他们看来，即便权倾一方的地方精英，也无法摆脱政府的控制。

[21]引自Chang Chung-li, The Chinese Gentr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55），
p.32.
[22]因此，一个人出生的时辰、八字、骨相和面相，便极为重要。
[23]任何一处的知县，任期都约为两年零三个月。
[24]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94～96页。
[25]处理文书的人。——译者注
[26]18世纪20年代，雍正皇帝的确为减轻知县的负担，划分了更多区县。然而，这种做法依然
不足以减轻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
[27]法家主张以严刑峻法来规范社会。这种治国方略兴盛于秦朝（公元前221年—前207年）。
[28]衙门是地方文官办公官署。
[29]指主持书院教学与行政事务之人。——编者注
[30]尽管国家培养的是古典学者，而非法律或财政专家，但毫无疑问，这两个阶层依然都是为
政府服务的。讽刺的是，进入行政部门的是传统的通才，但真正学习管理方法、作为胥吏或知
县幕僚为上级服务的，却是没有通过会试的人。
[31]事实上，许多商人都会捐纳功名。此外，甚至上层士绅，也经常参与商业活动。参见
Maurice Freedman, 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Fukien and Kwangtung（New York：Humanities
Press，1971），p.70.
[32]下层士绅经常和非士绅阶层的地主密谋贿赂衙门胥吏，谎报生员名下财产，从而逃避徭役
税。
[33]然而，在各省之间的猜忌和交流障碍的束缚下，中国未能发展出一个完全理性的交换系
统。以梅岭一线为例，不同的运输费率（只需数百头驴便可运送的金银和布匹，换成铁和盐就
需要成千上万头驮畜）就不受市场规范。因此，可以说它们把福建人和广东人之前的敌对，激
化成了足以破坏双方交易的宿怨。
[34]这一时期，上层士绅尽管居住在城市，但仍自觉主张乡村价值观。文人们在乡村寺庙的庭
院里写诗，在山中茅庐中作画，在乡下大宅里与友人们弹琴鼓瑟。
[35]马尼拉的大帆船从墨西哥带来白银，换得中国的丝绸锦缎，运回新西班牙装饰祭坛。18世
纪，这类以西班牙银币为交换货币的贸易风靡整个中国。
[36]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37]Mark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London：Methuen，1973），P.276～277.
[38]说得更准确些，即是“一条由经营同种贸易的不同店铺组成的街”。参见日籍学者Kato
Shigeshi，“On the Hang of Merchants in China，”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No.8（1936），p.49.
[39]根窝是清代盐商专卖凭证。起源于明万历时纲法的窝本。清沿明制，两淮课盐，招商人认
窝缴纳银两，发给专卖凭证，谓之根窝。——译者注
[40]这显然类似于现代企业巨头。尤其与国有企业、跨国公司跟政府之间的关系存在一定相似
性。把扬州盐商精英们的政治关系，与美国、日本或西欧大型企业存在的类似关系做比较，或
许并不会太过牵强。然而，盐商们试图垄断的，仅仅是无法轻易扩张的现存市场。而大多数现
代企业，却在努力开发新资源和拓展市场的同时，还不忘垄断现有市场。

[41]19世纪30年代，经世学家魏源和他的朋友——盐运使陶澍十分鄙视政府和少数大商人之间
的这种勾结行为。然而，他们发现，要改变这种制度是不可能的。
[42]恩科的名额是商人对朝廷财政做出贡献后，朝廷给予的一种奖励。无论这一特殊的功名配
额制是否旨在把商人禁锢在现行制度中，它的确让一个潜在的强大资产阶级，不再反抗儒家士
绅。
[43]盐呆子是对盐商的蔑称。——译者注
[44]一种玲珑剔透的观赏石。——译者注
[45]James Cahill, Chinese Painting（Lausanne：Skira，1960），p.192.
[46]此时，中国的正式出版物，已经超过了全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
[47]Arthur Waley, Yuan Mei, Eighteenth Century Chinese Poet（New York：Grove Press，1956），
P.108.
[48]此处的“天命”也指每个人都拥有的天资禀赋。
[49]第三时期是大地开始诞生以至形成世界的时期，佛教称其为成劫时期。意指世界正在发展
并慢慢进入正常状态。——译者注
[50]许多历史学家相信白莲教（与白莲僧侣教不同）受摩尼教影响，认为宇宙一直都处于黑暗
与光明的争斗中。摩尼教由波斯先知摩尼（卒于公元276年）广为传道，吸收了基督教和祆教的
某些元素，是一种兼容并包的宗教。把摩尼教带入中国的，很可能就是在唐朝当雇佣兵的回鹘
人。白莲教宣扬的教义融合了素食主义、一些伊斯兰教的习俗以及道教神祇和佛教弥勒佛降世
的观念。摩尼教的教义应该只是其中之一。

[51]Romeyn Taylor, Social Origins of the Ming Dynasty，1351—1360，Monumenta Serica，22.1：
13.
[52]该声明被刻在一块16世纪的明石碑上。C.K.Yang,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A Study of
Contemporary Social Functions of Religion and Some of Their Historical Factor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P.157.
[53]这是因为他们与官府只达成了一种不成文的默契，因此，官府在形式上并没有履约的义
务。相比之下，日本德川幕府时期（1600年—1868年）爆发的农民起义，原因常常是农民感觉
自己受到了伤害。这些农民跟地方大名（即“地主”）签订的契约要明确得多，所以他们觉得当
局破坏了这些契约。因此，日本的起义更有可能出现请愿、引用惯例和提出明确政治要求的情
况。我对德川幕府时期起义的了解，都来自欧文·谢默的相关著作。
[54]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一），台湾：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65页。
[55]关于这一著名事件的记载，可谓众说纷纭。比如，有人说他射的是“天”字，并正中目标。该
说法可参见已收入《丁丑丛编》（第二册）（赵诒琛、王大隆编，无锡：未注明出版社，1937
年版）第4b页的《定思小记》（刘尚友著）。
[56]陈济生，《再生纪略》。该书收入郑振铎辑，《玄览堂丛书续集》（第一章），南京：国
立中央图书馆影印，1947年版，第11b～12b页。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起义军入京几周后，才
开始大规模的烧杀掳掠。
[57]这些地区就是需要盐商送粮食来的驻地。（参见第三章）
[58]1635年，建州女真首领皇太极（见下文）正式采用“满洲人”一词，作为其族人的称谓。尽管
一些历史学家试图将该词与皇太极的祖先之一——文殊联系在一起，但它的起源依然不详。正
如我们所见，满洲人是一个从建州女真爱新觉罗部领导的征战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民族”。清王
朝在北京问鼎皇座时，该词指不同部落形成的一个联盟，其中包括：最初的建州女真、呼伦部
落、某些满蒙部落和诸如索伦、达斡尔和呼伦贝尔等边缘族群。此处以及女真部落还未用“满洲
人”一词自称前，笔者都将统一用该词称呼他们。
[59]伊尔根，满语音译，意为“平民”“百姓”。清代满族内部自由民的称谓。一般指闲散余丁，即
不披甲为兵者。——译者注
[60]满洲人氏族是由一群同源成员组成的群体。他们要么有一位共同的男性祖先，要么延续了
共同的血缘，崇尚同一种部落精神，并遵循一系列共同的禁忌，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原则就
是……禁止异族通婚。见S.M.Shirokogoroff,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Manchus：A Study of the
Manchu Clan Organization（Shanghai：Royal Asiatic Society, North China Branch，1924），p.16.

[61]尼堪外兰可能是个游牧的汉人。他的名字在满语中意为“汉人官员”。
[62]爱新（意为“金”）觉罗一支来自瑚尔哈（松花江河谷）。其先祖从那里辗转迁徙到了长白山
地区。
[63]1631年前，许多被抓的汉人俘虏都成了满洲人的包衣，附属于满洲八旗建制之下。那些被
分派到上三旗的包衣，后来成了皇帝本人的家奴。他们的后代子孙在内务府供职，18世纪时出
任盐运使。
[64]每个固山（旗）都会先被分为两部分，然后再细分为包括骑兵和步兵在内的塔坦（营）。
这些士兵都全副武装，骑兵与步兵之间的比例为1:2。戴维·M.法夸尔已经详细地指出了蒙古人
对满族军事组织的影响。见David M.Farquhar, Mongolian versus Chinese Elements in the Early
Manchu State, Ch'ing-shih wen-t'i，2.6:11～23（June，1971）.
[65]比如，明朝的卫所制度就源于蒙古的军事组织。
[66]满洲人的第一个首都坐落于呼兰哈达。1621年，辽阳成为他们的第三个首都。四年后，满
洲人迁都到沈阳（后来，皇太极将此地更名为盛京，也称“奉天”）。
[67]根据满洲人的传说，金台吉对这位新可汗留下的诅咒是：爱新觉罗氏终有一天会毁在叶赫
部的女人手里。人们认为，该诅咒在三个世纪后应验了。慈禧太后治国无方，加速了清廷的覆
灭。这位慈禧皇太后的娘家姓为叶赫那拉，正属于叶赫部的后裔。
[68]原始满文档案《旧满洲档》中从未提过“阿巴汗”这个名字，他被称为“皇太极”，意思就
是“帝国皇太子”。但“阿巴汗”这一名号在西方较为常见。
[69]1629年，汉人官员被编入文馆。之后，文馆又被改为内三院。
[70]满洲人向草原蒙古人学习骑马，但战斗时，他们却不是一支以骑兵为前锋的军队。他们把
骑兵作为特色兵种，放在披甲的长矛兵、长剑兵和弓箭手之后充当后备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