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运动
立宪运动中，商人和城市士绅的联盟找到了一种政治表现形式。知
识分子关于国会的灵感，可以追溯到何启提出的那些建议，而其毋庸置
疑的先驱则是1898年戊戌变法维新派们创建的那些自愿性组织。不过，
实际的推行机会，依然要再次归功于慈禧采取的改革措施。她发展地方
咨议局的动力，就跟她1900年决定支持义和团一样，都是以加强皇权与
民心之间关系的中国君主制政治理想为基础的。这种现象最直接的实例
便是刚刚打败帝俄，振奋了所有亚洲人的日本。中国人认为，日本之所
以能成功，大半都是有国会这类看来能有效动员公民、调和意见，使明
治天皇和他的臣民能上下一心、团结一致的公共机构。因此，1905年7
月，皇太后宣布设立考察政治馆，将西方政体作为中国政治改革的蓝本
加以学习。十三个月后，朝廷宣布支持根本性的体制改革，于1907年8
月成立仿行立宪委员会。全国各地的官员热烈回应，纷纷向北京递送奏
折，支持立宪会议。不到一个月，朝廷向全国郑重承诺，一定会建起制
宪大会。终于，1908年8月，朝廷颁布诏令，宣布立刻筹组地方自治
局，计划在1909年建立咨议局，1910年建立资政院，1917年建立真正的
国会

对大多数当代人来说，这项宣言似乎证明清政府已经应允大众参与
政治的要求，并愿意将当前政体转变为君主立宪制政体。事实上，朝廷
一时间获得了极大的公众支持，以至于同盟会中的激进分子们都发现，
自己正在失去珍贵的“士绅-商人同盟”。然而，在表面的认可之下，谈
到这些新机构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时，朝廷与地方士绅之间却存在根
本性的分歧。在朝廷看来，各局与议会的最终目标是建立有主权的统一
国家。可在地方士绅看来，建立这些机构似乎旨在将庞大的地方和中央
权力转移到他们手中。

例如，大多数立宪主义者都将地方自治局视为维护士绅地方行政责
任，以及用现代政治实践训练民众的机构。但朝廷对各局的设想，却要
狭隘和传统得多。满人权贵当然不打算让地方名流们把这些新机构变成
他们的政治工具；相反，他们希望士绅们能利用各局，通过宣讲公民责
任或朗读本地报纸选段的方式，达到“启蒙”农民阶级的目的。根据北京
颁布的法规，地方自治局仅仅是为了“弥补制度的无能……是处于官方
控制下的非独立机构

1909年才选举出成员的咨议局，同样存在类似的混乱局面。选举的
精英主义色彩极浓。因为选举权受财产和受教育程度的限制，实际参与
投票的人，还不到总人口的万分之四。而这场投票还仅旨在选出一个能
决定各省议员的选举团。要想成为咨议局的候选人，要么得身家丰厚，
年收入超过五千两，要么得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举人学衔或毕业于新
式中学。有这些限制条件，咨议局自然便被上层士绅把持。十分之九的
议员都在科举考试中获得了功名，拥有最高学衔——进士的人，高达百
分之十八。

然而，即便这样的精英团体，也没有得到北京的信任。咨议局并未
从朝廷手中得到地方立法权，反而如其名字一般，仅仅是作为一个“建
议局”，为中央政府联系群众的纽带。从对皇权有利的角度来看，咨议
局还有助于遏制各省督抚令人担忧的地方自治倾向。它为朝廷提供了另
一种联系臣民的方式，因此也旨在赋予中央政府一条新的组织路线，以
绕开总是阻碍皇权接触地方督抚和科层官员。咨议局的这个定义尽管从
某种程度上来说，虽与士绅自治的治国理念相符，但与最初要求建立议
会的宪政主权新理论却并不一致。

1910年10月，该体制的最高机构——由百分之五咨议局议员组成的
资政院在北京开院。在这里，立宪主义者的期望和政府限制之间的矛盾
变得极为明显。对军机处而言，新建的资政院就是一群名流组成的机
构。他们汇编有关改革的政治论述，呈交军机大臣参考。然而，梁启超
和张謇领导的立宪派认为，他们进京是为了建立新政府，而非给旧政府
提建议。发现朝廷推进根本性改革的步伐如此缓慢，他们都大失所望。
情势对王朝百害而无一利，尤其这种挫败跟各省日益增多的反抗运动联
系起来后，矛头便直指中央政府的铁路政策。

◎修建铁路
早在19世纪80年代，大多数自强运动者就认识到铁路是经济快速发
展的基础。到1905年，铁路总局督办盛宣怀已经可以表明“铁路是国家
改革的关键”，而不必担心引发公众矛盾。他和他的策划者们设想出一
张庞大的铁路网，从北京开始，西至伊犁，北至瑷珲，南至广州，切实
地将帝国遥远的边境都联系起来。尽管动机不同，盛宣怀修建铁路的热
情却不亚于外国人。对任何一个西方国家而言，参与中国铁路建设不仅
意味着本国银行家们的一次大好机会，也是一场压倒其他各竞争国的重
大外交胜利。一个西方国家每次与中国政府签订铁路条约，都意味着该
国立刻获得了新的利益范围，其投资者们获得了巨额利润。条约一旦签
订，该国就会立刻向中国铁路总局提供高额贷款208。因为还款以政府税
收的扣押权为担保，所以这种贷款几乎毫无风险。然而，这些贷款很快
便会以支付外国铁路承包商建设费的方式，回到外国人手中。铁路修完
后，帮助修路的这个西方国家也会得到该铁路某些路段的管辖权，可以
任用他们自己的工程师和会计，并拥有开采铁路两侧十英里范围内自然
资源的权利。因此，有幸获得此类条约的西方国家所走的每一步，都是
在以中国人民的利益为代价，获取资本利润、治外法权和自然资源掌控
权。

1898年获得特许权修建京汉铁路的比利时，是第一个从此类条约中
受益的国家。它的成功激起了其他列强间的激烈竞争。事实上，竞争存
在严重分歧。于是，1909年，列强决定通过联合贷款的方式，避免彼此
之间的潜在冲突。用当时一位英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话来说：“旧的势力
范围的规则，被各国瓜分利益的新制度取代。”
209在这种情况下，中国
政府就跟通商口岸合作时期一样，失去了促使一国银行家对抗另一国投
资者的手段。到1911年，中国欠英国、德国、比利时、法国和日本的铁
路贷款，已高达四千一百万英镑

很快，地方士绅和商人们便意识到，这些贷款绝非无私，而是朝廷
赋予帝国主义列强的特权。同时，他们也极其爱国地渴望保护自然资
源，并从铁路建设中为自己谋得利益。因此，从20世纪初起，士绅和商
人们在新商法下合作，共同出资，从外国投资者手中买回铁路权和开矿
权。收回利权运动取得了一些成功，江苏和浙江士绅，更是从英国控股
的香港和上海银行买回了沪宁线。但外国公司常常拒绝放弃特权，反而
通过让本国政府从外交上向北京当局施压的方法，来对抗中国的公众舆
论。无论如何，朝廷都不愿让铁路修建权落入地方士绅手中。各地的爱
国者们通过现代报纸了解到这些行为，愤怒地回应了中央政府甘愿屈服
于帝国主义者、签订高昂贷款协议的做法。早在四十年前，满腔热忱的
士绅们便谴责过某些地方官“卖国”。如今，朝廷自己也遭到这种指责。
于是，公开反满的情绪愈演愈烈。

◎革命宣传与革命活动
认为满洲人在牺牲中国自救的观点，来自海外那些激进的知识分
子。1896年，住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只有九位。十年后，在那儿求学的
人数变成了一万五千人。大部分中国学生都前往京东或横滨，用一种对
他们来说，比英语、法语或德语更为熟悉的语言，学习西方学科。因为
明治天皇的政府被视为开明君主制的典范，所以清政府认为日本是个安
全的学习之地。然而，日本也为1898年戊戌变法的维新派们提供政治庇
护。流亡者中最有名的就是梁启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