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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仔细研究一番“国父”与辛亥革命,就能发现很多矛盾的迹
象。孙中山不仅与内地的秘密会社关系糟糕,他亲身参与的起义也只有
一次而已。1905年成立的同盟会很快便四分五裂。到1908年,同盟会在
东京的总部与当时身处印度支那的孙中山完全失去联系。1911年10月10
日,武汉那场十分关键的起义完全是场下级军官和士兵的叛乱,根本没
有联系孙中山。事实上,叛乱爆发时,孙中山正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
市。他从那里直接去了欧洲,以革命主要领袖的身份,与西方列强会
面。因为新军元帅黎元洪和湖南革命领袖黄兴之间的僵局,孙中山作为
双方妥协之下产生的候选人,才在上海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反
清的十八个省中,由同盟会掌权的只有一个省,即孙中山的故乡——其
革命组织力量最强之地。然而,即便在那里,同盟会也很快落入孙中山
的对手——得到商人和改良士绅支持的陈炯明手中。
在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运动中,尽管孙中山最高领导的地位毋庸置
疑199,但正如上述矛盾现象所示,说他在辛亥革命中具有同样的权威,
则与事实严重不符。甚至有充足的理由可以说明,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
命并非一场连续的、计划周详的政变,而应该被看作各省脱离帝国掌控
的系列活动。因此,这一系列为了回应内忧外患,始于19世纪50年代的
活动发展到最高潮,便是旧秩序的崩塌。这些活动包括:地方武装的发
展、乡村经理阶层的兴起、士绅进入地方政府等。激进的知识分子从意
识形态上激发了革命,而不论最终多么失败的革命起义,作为重大社会
动乱的体现,都是重要的。不过,王朝的灭亡其实是晚清最后五十年统
治中,新精英阶层的杰作。事实上,正是1901年后王朝在军事、政治、
经济和教育方面进行的改革,极具讽刺意味地加快了精英阶层政治觉醒
的过程。而且,与其说这些改革有利于孙中山等激进分子的活动,不如
说它们更多地加速了王朝的覆灭。
在朝中官员们看来,掌控直隶的袁世凯,又引起了一系列熟悉的老
问题。他在此处的军事地位,似乎与太平天国以来,曾国藩、李鸿章和
张之洞等总督建立起的地方行政机构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官员的权力
严重扰乱了最初的省级监察系统,打破了17世纪晚期,顺治与康熙两位
皇帝设计的地方平衡。根据两位皇帝的构想,朝廷将依赖各地的满洲八
旗首领,让利益的天平倾向于对朝廷有利的这一边。然而,从那时候
起,满洲精英的种族认同感已经丧失大半,内忧外患也证明了八旗军的
无用。然而,尽管朝廷失去了一种制衡汉人的重要武器,其自身的汉化
却赢得了儒家文官们在文化上的忠诚。事实上,满洲精英们已经非常认
同汉人文化的保守主义,所以早把掌握西方军事技术的任务交给了戒心
较小的汉人官员,如李鸿章或袁世凯。不过,到1902年,皇太后的改革
措施让满洲贵族们相信,自己有适应时代的必要。于是,贵族们被派往
海外学习,亲王们也开始纷纷效仿普鲁士贵族。八年间,满洲人建立了
由亲王荫昌率领的帝国卫军,朝廷开始希望能恢复议政王大臣会议在古
代部落时期的那种活力,满洲贵族们也开始掌控国家军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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