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之争
《马关条约》大大改变了东亚势力均衡的局面。李鸿章早在跟日本
人谈判之时，便料到这一结果。在谈判桌上做出的让步虽让李鸿章受尽
同僚的指责，但他对中国的谈判能力早已不抱任何幻想。不过，随后他
还是依靠其他大国——尤其是俄国——遏制了日本人的部分要求。日本
通过《马关条约》，在中国获得许多特权，严重挑战了通商口岸利益均
沾的原则。最重要的是，日本还得到了辽东半岛。俄国人一直对岛上的
温水港——旅顺觊觎已久，早就将这里视为通往海参崴途中一座再合适
不过的海军补给港。因此，俄国人是最容易接受李鸿章求援的国家。于
是，俄国先与法德在外交上达成一致，联合两国迫使日本把辽东半岛还
给中国，然后立刻以书面请求的方式，要求北京批准西伯利亚大铁路穿
越满洲。光绪皇帝派李鸿章到莫斯科解决此事，部分原因也是为了保护
他免遭公众的批评。1896年，李鸿章在莫斯科用八十年的铁路特许权，
从俄国人手中换来了《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据可靠传
言称，李鸿章此次受贿一百五十万美元。

1896年签订的《中俄密约》立刻引起反响。新的外交方针接踵而
至，铁路特许权让愤怒的日本人立刻加强军备，要就朝鲜和满洲问题与
俄国人一决雌雄。这场战争虽八年多后才正式打响，但那时的日本却成
了现代历史上第一个打败欧洲强国的亚洲国家。

《中俄密约》也让英国万分沮丧。长久以来，俄国的扩张一直让英
国忧心忡忡。此刻，英国更觉得，要抵抗沙皇在亚洲实行帝国主义统治
的目标，中国的壁垒作用已然丧失。而且，俄国取得的这一新进展，也
有扰乱欧洲权力平衡的危险。按照英国的政策，欧洲大陆的国家最好能
分为两大势力相对均衡的集团：德、意、奥三国同盟与法、俄两国同
盟。当然，俄国新获得的铁路特权是否明显改变欧洲的军事形式还未可
知，但此刻外交力量已向远东倾斜，则是毋庸置疑的。1897年6月，俄
国的同盟——法国也设法获得了华南的铁路权和采矿权时，其背后有俄
国的强力支持，英国依然没能阻止中方做出这些让步。为了在亚洲获得
力量均势，英国开始认真考虑与日本海军结盟。1902年，两国正式签署
相关条约。

俄国正逐渐在满洲和华北建立摄政统治的事实，也给德国人敲响了
警钟。德皇威廉179立刻开始思索对策，接受海军元帅们的建议，希望能
找到机会，在中国建立一个德国海军基地。1897年11月1日，山东的一
场反基督教暴动，终于让他如愿以偿。义和团的先驱们杀害了两名德国
传教士。收到这次暴动消息的威廉欣喜若狂，立刻给尼古拉沙皇180发去
电报，称他打算夺取德国军官已仔细探查过的山东胶州湾。对此，尼古
拉不置可否。11月7日，德意志帝国海军上将迪德里希率军占领胶州
湾。经历了四个毫无成效的外交对抗后，中国外务大臣勉强同意租借胶
州湾九十九年，同时允许德国人修建两条铁路，并拥有在山东采矿的权
利。

此次事件表明，欧洲各国已经虎视眈眈，要开始“争夺特权”。尼古
拉沙皇立刻遣使抵达北京，要求在旅顺港和大连获得类似特权。法国要
求租借南方的广州湾。意大利要求租借浙江的三门湾。英国不仅要求获
得威海卫的海军要塞，还要求清廷承认其在长江流域的特权。一个要求
紧跟着就会触发下一个要求。清廷的每一次让步，似乎都更激发了其他
强国“瓜分中国”的欲望。面对猛攻，中国人毫无还手之力。不到一年，
中国便主要以国家租赁的方式，被列强瓜分完毕。这些租借地不仅由外
国官员管理，被外国投资者剥削，维持治安的也是外国军队。

◎内部改革的呼声
德国占领胶州湾一事再次触发了改革运动。1897年冬至1898年，包
括康有为奏折在内的无数改革方案传遍首都。讽刺的是，其中一些方案
就来自他们要争夺的通商口岸。因为中国人最易接触到西方社会经济理
论的地方，就是香港、天津这类城市。上海甚至培养出一个通商口岸知
识阶层。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后，上海就迅速繁荣起来，仅仅二十五
年，其进出口总额就翻了一倍。到了列强争夺势力范围之时，已有一万
七千多名外国人居住在上海，拥有自己的法庭、市政府、现代公用企
业、报纸、出版社、剧院和学校。城中的中国区也扩大成一片龙蛇混杂
的肮脏之地，满是买办、苦力、帮派分子、小店业主和小本生意人。

第一批逃避清朝控制的政治流亡者就是在这里和租界中，寻找某种
矛盾的庇护。而现代中国的第一份报纸，也于19世纪70年代诞生在这
里。1849年，上海报业领袖王韬科考失败后，便从墨海书馆上海办事处
的助理编辑一职，开始自己的新闻事业。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有人告发
王韬是叛军奸细，逼得他只得逃往香港。在那里，他开始襄助理雅各翻
译中国传统经典著作。王韬在理雅各的翻译工作中提供了极大助力，因
此被理雅各带回苏格兰，帮助他继续完成所有翻译。王韬利用这个难得
的机会，亲身观察欧洲政治。1870年，他返回上海，出版了广为流传的
《普法战纪》。这本书成了最早一批描述现代国家战争的著作之一。王
韬说，与国际法相反，统治这个世界的是权力与军队，而非理性或礼
仪。全球正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中，中国则是众多备受困扰的国家之
一。利用西方科学技术来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做法注定要失败，因为一
个被四方蛮夷围绕着的稳定“天下”，已经不复存在。相反，中国已经与
世界上其他国家一起，进入一段全新的历史时期。只有醒悟过来，认识
到国内与国外的界限已被打破的事实，中国人才能彻底改变现有的政治
体制，结合东西方精髓，为人类创造出一种全新的“道”，为整个世界带
来和平。

另一位上海评论家郑观应也呼吁开展根本性变革。郑观应是英国宝
顺洋行182的买办，当过李鸿章的幕友，1892年后升任轮船招商局总办。
他的《盛世危言》中包含的许多可怕预言，都于1897至1898年间应验。
要想避开这些可怕的灾难，郑观应建议改变传统形式的中国政府。事实
上，他甚至反对无限制的帝国主权。1893年，他这样写道：
天生民而立之君，君犹舟也，民能载舟，亦能覆舟。

这种平民主义思想并非新创。古典哲学家孟子（公元前372—前289
年）早就赞同农民拥有反叛的权利。17世纪的作家黄宗羲曾痛斥忘记为
民服务的本职，将帝国视为私产的专制君主。不过，郑观应的观点更为
犀利。如果国家之船倾覆，肯定是因为舵手忘记了他存在的理由是人
民。其他作者，如一位名叫何启的香港医生，将这个逻辑又往前发展了
一步，连“天”也舍弃了。1894年，何启明确地写道：
政者民之事而君办之者也，非君之事而民办之者也。

何启也清楚地说明了这种信念的政治内涵，宣称若统治权归人民所
有，统治者就应该与一个西式国会分享他的权力。这样的观点太过激
进，所以无法直接送至朝堂。通商口岸那些批评政府的声音虽然影响了
与官僚沟通的中间人，但这些人还是宁愿传递一些更温和的建议。例
如，汤震就是第一个提出议院应该在士绅和皇帝之间起到“扩大言路”作
用的进士。何启的好友，在京任职的举人——陈炽是第二个对此表示附
议的人。陈炽所著的《庸书》（关于实际问题）强调建立一个能代表人
民，并让国家更团结的议会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