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府也模糊了一名官员在私有部门和公有部门中的职责。正如有时
一位文臣对李鸿章的忠诚会凌驾于公众利益之上，幕友也常常唯利是
图。在帝国晚期，公职一直都是私人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私人职位，
尤其是涉及丰厚利润的职位——有回扣可拿的武器采买或承包商可抽成
的铁路修建——所获利润更不知会高出多少。即便总督中堂大人李鸿章
自己，在整个帝国也拥有成千上万亩土地、无数绸缎店和当铺。当时有
句俗话说：“给李鸿章看门的狗，都是膘肥体壮的。”
168在当时的理想主
义者眼中，腐败到如此程度，真正应该受到谴责的就是幕府。据说，因
为李鸿章的承办商——他的女婿张佩纶中饱私囊，从克虏伯兵工厂购买
空心弹头，所以鸭绿江之战中，中国军舰的炮弹里根本没有爆破弹头。
其他合伙人也行使了类似特权。鱼雷装着铁屑，而非火药；威海卫的弹
药袋里装的是沙子，而非炸药。事实上，李鸿章和他的合伙人们从军需
中谋取的私利如此之高，所以战争终于来临后，他们也只能孤军奋战
了。南洋水师拒不支援。后来，李鸿章只能不无苦涩地感叹，这是
让“直隶一个省来和日本举国作战”。

幕府虽然不是正式的官僚机构，它拥有的官方之气，却足以阻碍同
时期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自强运动”最重要
的项目之一。当时，与它共同运转的，还有另外十五或二十家工业企
业。这都是些遵循“官督商办”原则，类似盐业垄断的企业。确保了自己
在海上的粮食运输垄断权后，李鸿章想方设法，鼓励商人投资新式轮船
局。不过，正如18世纪的盐商担心官员压榨一样，19世纪的投资者们也
害怕李鸿章和他的督办们将来不让他们赎回投入的股份。要是有幸得知
李鸿章写给皇帝的密函，这些商人估计就更不愿承包轮船招商局的项目
了：
所有盈亏，全归商人，与官无涉。

最后，李鸿章虽然吸引到了投资者，却做出每年每股红利高达20%
的承诺。结果，原始股份被认购后，企业便再无继续投资的资金。因
此，1887年后，企业便停止发展。此外，李鸿章的幕友仍在继续侵吞招
商局的股份，用于其他项目。没过几年，所有这类国家扶持的企业都因
为他们而名声败坏。

讽刺的是，最后，幕府制度恰恰改变了它本该维护的制度。专家们
虽然并未尽力，他们那点微不足道的努力，却开始侵蚀传统的政府体
制。倭仁在1867年发表的看法是绝对正确的：即便技术专家政治如此狭
隘而有限，它也将不可避免地影响中国封闭的文化本质。最终，幕府里
一定会发展出独立的专业精神。这种精神蔑视引经据典的儒生，渴望扩
展自己的专业知识。19世纪晚期的文官里，成长起两类领袖：一类是经
营20世纪早期铁路和钢厂的技术官僚群体，一类是后来发展为20世纪第
一批军阀的军事家。因此，李鸿章的幕府发展成后来袁世凯统领的北洋
陆军督练处。清朝覆灭后，这股势力继续为袁世凯所用。

然而，依然为1895年威海卫投降的消息震惊不已的文人和官员们显
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时，他们只是普遍感到自己熟悉的体制已经无
法拯救这个国家。中国要想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要采取更激进的措
施。帝国主义列强随着新世纪的曙光纷至沓来之际，第一批忠诚志士，
终于发出了要求革命性变化的呼声

第十章 王朝改革与反响
◎建立学会
1895年4月17日，中日战争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宣告结束。割
地的消息一传出，全国上下立刻群情激愤，一片哗然。尽管明令禁止组
建政治团体，学生、志士和有功名的人依然开始联合，动员社会舆论。
1895年5月2日，一千两百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举人签署“万言书”，谴责
《马关条约》，请愿要求进行政治改革。这次运动的领袖是一位名叫康
有为的广东学者。发展运动期间，他还同时建立了“强学会”，警示中国
人我们的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东眈……我中国孱卧于群雄之间，鼾
寝于火薪之上。

他宣称，中国若再不及时醒来，就会像牲畜般被已经践踏了印度人
民的帝国主义者们奴役。他的强学会计划在北京出版一份刊物，以唤醒
民众。此外，他还打算在各地建立分会，以团结志士。据说，这些人的
儒家热情能拯救帝国。

1895年后出现了很多爱国团体，强学会只是其中之一。这些精英组
织立刻让当时的人们想起晚明时期那些反满的文人团体。正是因为他
们，才有了1652年后不得成立政治团体的禁令。事实上，不论17世纪的
文学与哲学团体如何深入地参与了王朝政治，19世纪80年代的学会也已
与之偏离。签订《马关条约》后形成的团体，不仅旨在促使皇帝改革朝
廷，还立誓要在各省将其主张付诸实现。最有活力的分会是湖南分会。
多亏曾国藩和左宗棠这样的领袖人物，湖南士绅在城市中获得了更大的
影响力。1711897年，湖南学者——年轻的思想家谭嗣同便效仿康有为，
在长沙建立了“南学会”。很快，南学会分会就遍及全省，倡议地方学校
进行激进的学制改革、兴办城市经济事业、促进地方政府行政改革。这
些活动迈出了地方士绅政治化的第一步。与20世纪早期的改良派士绅相
比，南学会的领袖们虽然缺了点耐心，有时也过于激进，但谭嗣同及其
追随者们的确为地方政治活动树立了榜样。十年之后，便有其他士绅起
而效仿。

强调自愿组织，是这些学会的另一个新特点。因为晚明时期官僚政
治中的党派之争，所以即便清朝最直言耿介的地方士绅，也不敢率尔提
出组织政治性团体的口号。儒家政治伦理认为，政府中的团体或派系破
坏了君臣之间神圣而完整的“一对一”关系。雍正之类的专制君主，便十
分赞同这种观点。因为他们绝不希望皇权因群臣结党而受到任何损害。
此刻，全国各地更年轻的文人们以种族生存的名义团结起来，不仅是为
了与政府中的官员们组成联盟，也是为了动员众人围绕一个共同的目标
自发地行动起来。这些过渡性的学会既非听命于某一领袖的小团体，也
不是现代政治党派。它们的组织原则与其遵循的纲领同样重要。

为了给这些自愿性组织寻找经典模型，梁启超等维新派想起了中国
古代哲学家荀子的观点。荀子认为，人类正是凭借“明分使群”，才有别
于其他生物。因此，若所有社会团体都是人类团结一致的结果，就不会
有任何一个团体比别的团体更“正当”（即“合理”）。长久以来，儒家学
说都反对超越家庭或村庄范围的、“不正当”的社会组织。此刻，梁启超
之类的作家却认为会社、学会和党派等组织，都理应与宗族或邻里组织
一样，是人类进步的必需之物。172因此，学会针对自愿组织的辩护必然
揭示了一个全新的政体概念。中国不仅是个由“天命”定义的文化实体，
还是个由众多群体组成的国家。换句话说，政体是由人创造的。该定义
与认为主权掌握在人民手中的民主理论差别并不大。于是，接受了社会
契约论的梁启超很快便把这两种理论都写进了自己的著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