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文化的民众可以通过学会创办的报纸（如梁启超的《时务
报》和谭嗣同的《湘学新报》）了解大多数激进观点，但改革工作依然
没有发展成一场民众运动。虽然得到民众的支持，但大多数参与者和所
有领袖，却都是士大夫阶层的精英。然而，改良者们并不认为自己远离
民众，不能得到民众支持。“文人志士”们相信，只要把儒家思想从个人
道德伦理转变为宗教，并将其像西方传教士宣扬基督教一样传播于世，
就可以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统一思想。这种新的“孔教”也将拥有一套社会
方案，如鼓励中国人戒掉鸦片、废除裹脚习俗、革除其他陈规陋习
等。

然而，这些设想都如昙花一现。很多事都让改革运动的领袖们失望
不已，与中国农民之间的巨大隔阂便是其中之一。事实上，学会的主要
成就都严重依赖官方支持。北京的强学会若没有袁世凯和张之洞等影响
力巨大的官员支持，便连会议都无法召开。这些官员都被选为学会的荣
誉主席。地方上，官方支持同样重要。谭嗣同之所以在湖南取得成功，
原因之一便是巡抚乐于接受体制改革的思想。因为反对这群“志士”的力
量发展极为迅速，所以一旦上述官员不再给予支持，学会就会被解散，
其报社也会被关闭。在湖南，保守的士绅们反对改良者提出的教育方
案，敦促当局解散南学会。与此同时，梁启超暗含颠覆帝国合法性之意
的观点，也让首都的官员们心生警惕。最重要的是，强学会包括张之洞
在内的最早一批支持者们认为，改革派领袖康有为是个危险的狂热分
子，他的思想简直是骇人听闻的异端邪说。康有为把传统圣人孔子描述
成一位革命先知，让维护现状的那些人惊恐不已。很多高官认为，中国
学者涉足外国政治理论的做法，是十分草率的。因此，像康有为那样认
为孔子是维新的改良者，而非保守主义者的人，又怎会不危险呢？

◎康有为的哲学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康有为的理论源自汉代的“今文经学”。或许，
这也是影响了太平天国皇帝洪秀全的神秘“三世说”（衰乱世、升平世和
太平世）。因为对某些经典的解读有两种，所以便诞生了儒家的今古
文。今文经学自称发现了《春秋》大义，并将其归功于孔子。古文经学
认为《春秋》是圣人对当世道德状况的评论，今文经学则坚称这些著作
代表的是所有人类历史上的一种范式，而孔子就是可以预知未来的先
知。

到公元3世纪，人们普遍认为古文经学才是正统，孔子逐渐失去开
天辟地的特性。事实上，在接下来的一百五十多年里，今文经学都几乎
无人提起。然而，18世纪，清朝的考据学者巧妙地指出，部分古文经学
对经典著作的阐释是伪造的，再次激起人们对今文注释，尤其是《春秋
公羊传》的兴趣。到19世纪20年代，广州地区几乎出现今文经学“学
派”。学派奉行的宗旨虽因门徒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大多数都认为汉代
的经学家出于政治目的，寡廉鲜耻地伪造古文经学文本，向后世隐瞒了
孔子的真实形象。康有为宣称，他的研究已经揭开孔子最初的形象。
1891年，他完成了一部名为《新学伪经考》的惊世之作。书中称，因为
篡位者王莽（公元8—23年在位）不想让学者们知道孔子并非保守主义
者，所以才伪造了古文经学文本。因此，根据康有为的阴谋论174，古文
学者隐瞒了孔子学说的真义，致使中国几个世纪来都陷入落后之中。接
着，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继续揭示，称真正的孔子是上天派来的圣
王，“为万世作师，为万民作保，为大地教主”。因此，降生于乱世的孔
子，凭自己的真知灼见做出预言：
乃据乱而立三世之法，而垂精太平；乃因其所生之国而立三世之
义，而注意于大地远近大小若一之大一统。

因此，在康有为看来，孔子以后诸硕学大儒所著史学都僵化刻板，
背离了他的教义，使后世将其误解为守旧之人。康有为称，真正的孔子
宣扬的是一种与西方闻名的历史哲学同样有力的发展理论。孔子若能活
到现在，肯定是第一个放弃旧制度、促进根本性改革的人。因此，康有
为认为，引用孔子之言反对变革的保守主义者误解了圣人的真意，是他
最大的敌人。

如果这些主张还不足以震惊当时的正统人士，那康有为还有一些更
激进的观点。这些观点虽然公开表述得较少，却暗含在他更有名的一些
著作中。通过把西方科学与中国伦理学融入一种破除旧习的空想社会改
良方案，这些观点已经大大超出了今文经学的范畴。在传教士对几何学
的解释中，康有为已经读过欧几里得定律。于是，他开始在中国的伦理
学中寻找相似的普遍原则，作为建立新社会系统的“科学”依据。此处，
他选择的对等物就是儒家的“仁”。正统哲学家们相信，“仁”既是人类善
之本性的表现，也是可以调节人际关系的道德启示。儒家伦理的“礼”对
这些关系都做了规定。例如，“义”迫使人们奉行孝敬父母、忠于君主等
原则。康有为做的事，就是要把这种单一概念上的“仁”，塑造成普世、
单一的人类通则，高于所有构成儒家道德哲学的德行。因此，“仁”成为
一种原动力，跟康有为在西方书籍中读到的电一样，蕴于万物之中。事
实上，它不仅包括人道，还包括人性的存在，其本质已经抹除了人为的
政治差距，以及导致人类分裂和不平等的社会阶层。康有为由此得出结
论：平等是理想社会的科学基础。他认为，任何人都没有资格高人一
等。因此，康有为在“仁”的名义下，驳斥了维护从属关系的正统儒家等
级价值观，并大胆宣称，“义”和“礼”是歪曲孔子思想的人编造出来的，
以确保父权家庭与政府权威的惯例。

中国之俗，尊君卑臣，重男轻女，崇良抑贱，所谓义也……习俗既
定以为义理，至于今日，臣下跪服畏威而不敢言，妇人卑抑不学而无所
识，臣妇之道，抑之极矣。此恐非义理之至也，亦风气使然耳。

中国的政治哲学家中，康有为第一个认为正统儒家思想只是一种意
识形态、一种阶级思维方式。177在他看来，所有诸如孝顺和忠诚之类的
美德，都是中国人眼中维持文明社会，区分人与牲畜、文明与野蛮，维
护传统专制统治的工具。最终，根本性的政治改革取决于文化革命。正
因为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如此深入人心，所以仅仅依靠政治手段，是无
法促成根本性改变的。1919年打破旧习的“五四运动”比1912年推翻帝国
政府之举更具革命性意义。

正如梁启超的自发结社论中提出人们或许可以建立自己的国家，康
有为的社会理念也让他大胆构思出了一种新社会。通过把平等的“仁”和
今文经学预言的“太平”与田园牧歌式的“大同”理念178结合起来，康有为
预言，未来世界将摆脱社会与政治差异。他写于1902年的《大同书》描
述了一个两三百年后即可实现的乌托邦。届时，因为全世界都会融为一
个民族，说同一种语言，拥有共同的传统习俗，所以“国家”一词将不复
存在。财产公有；所有工作都由机器完成；电动飞挺在空中急速穿行；
人类所有的苦痛都可以被医生治愈；社会等级不复存在；女人不仅穿得
跟男人一样，享有的地位也一样。人们不再组成小家庭，而是选择为期
一年的婚姻契约，之后全民共同抚育后代。

随后，康有为的《大同书》为他在中国树立了声望。人们将他视为
类似傅立叶或圣西门一样的空想社会主义家。然而，他并没有在当时的
改革运动中实践这些设想。因此，他关于孔子的言论不仅让他得了
个“野狐禅”的绰号，还让更高层的官员们提防起他提出的那些改革方案
来。不过，那些方案其实并没有多么激进。在他一连写了七份奏折，向
光绪皇帝解释那些改革方案期间，改革派们一直希望皇帝能效仿日本的
明治天皇或俄国的彼得大帝，用西式内阁和学校取代传统的官僚体制和
考试系统，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然而，因为任何暗示改革之物都像学
会的热忱和康有为古怪的观点一样让高官们畏惧，所以这些奏折甚至根
本没有送到皇帝手中。事实上，直到爆发另一场国家危机，高官们才终
于克服了反对“变政”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