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辅政大臣和两位皇太后间的斗争和猜忌愈演愈烈，终于到了护
送咸丰帝灵柩回京之时。肃顺因为自己在辅政大臣中首屈一指的位置，
被安排护送咸丰帝梓宫。因此，慈禧皇太后得以比他早一天抵达北京，
并在荣禄的士兵的护卫下，迅速集结起了反对肃顺的势力。11月1日
晚，肃顺在京城外扎营。醇亲王奕156率众从京城而来，出其不意地将其
逮捕。其他辅政大臣也同样被捕，并被指控密谋篡位。其中几位得到自
杀的特许，肃顺却被刻意羞辱，处以重刑，并在北京街头当众处斩。

慈禧的成功表明，当时清王朝的汉化程度，已经大大超过鳌拜时
期。汉唐时期时有发生的后宫干政，大清还从未出现过。如今，这位皇
太后运筹帷幄，终于粉碎了一项合谋恢复亲贵议政的图谋。当然，慈禧
并非孤军奋战。从1861年政变开始，一个相对稳定，由她、另一位皇太
后慈安和恭亲王组成的联盟便显现了出来。小皇帝虽然坐在龙椅上，后
殿里却有两个女人垂帘听政。这两位女子“同治”天下，便是1862至1874
的同治年号的由来。她们和外部官僚机构之间，还站着恭亲王。恭亲王
不仅与军机处的文祥和沈桂芬合作密切，还支持曾国藩与李鸿章的自强
运动。

◎自强运动
士绅自治的著名倡导者冯桂芬也是自强运动的代言人。他是最早提
出传统的夷人管理政策已经失效的专家之一。他指出，西方诸国并非分
裂的部落。如果帝国再不自强，这些国家就能组成一条军事优势足以摧
毁中国的统一战线。中国积弱不振，并非因为缺乏人才或道德沦丧。这
个国家无力自保，是因为其拒绝在体制上做出改革。首先，应该改革教
育体制。其次，必须要鼓励官员们了解西方。再次，应该多开设同文馆
157之类的现代学校，培养翻译和专家。最后，考试制度也应该跟上时代
变化。

李鸿章不仅批准了这些建议，还加了几条自己的意见，尤其是加强
军事现代化。尽管19世纪60年代是外交合作时期，李鸿章却担心一旦情
势恶化，外国人肯定会向强权低头，背弃国际法的平等原则。中方亟须
培养出一批能灵活运用现代武器的官员，并用更小、更灵活的军队取代
庞大笨拙的各省驻军。北海及长江周围的海防也必须加强。此外，国家
还需要建立兵工厂，以摆脱依赖外国人提供枪支和军舰的情况。

抵御太平天国叛军期间，李鸿章和他的庇护者曾国藩就已经开设小
型兵工厂。1865年大胜之后，他们拿出上海税收的五分之一，在上海附
近建起江南制造总局。这座兵工厂拥有三十二幢厂房，每天能生产一千
磅火药，并最终为水师造出了八艘军舰。1866年，曾国藩的另一位门生
——左宗棠在福州建起自己的兵工厂。不过，第二年，这座兵工厂的经
营权就从左宗棠手中转到了李鸿章的幕友沈葆桢手中。因此，地方督抚
主动推行“自强运动”的初衷，或许是为了获得某些部门的实际垄断权。
而这些部门，往往都是中央政府想小心掌控在自己手中的。北京肯定已
经预料到这些地方督抚权兼文武的危险性，并确信他们会给王朝带来危
害。那皇帝为什么还任其发展呢？

首先，内战逼得朝廷毫无选择。南京陷落之前，“自强运动”便开始
了。然后，正如我们所见，1867至1868年间，李鸿章和左宗棠被迫在华
北对付捻乱。李鸿章通过在山东半岛挖出一条长达百里的战壕，成功牵
制了部分捻匪。他虽然在1867年12月取得了一场重大胜利，但另一支捻
军突然西下，袭击直隶。终于，1868年夏，李鸿章和左宗棠胜利会师，
给了敌军致命一击。随后，左宗棠又花了五年时间，在陕西和甘肃对抗
回民起事。而李鸿章的平叛岁月，则就此结束。击溃捻军后不久，北京
便开始施加压力，要求解散淮军。如果中国的对外关系没有急转直下的
话，李鸿章的军队和江南制造总局也有可能被解散。

◎对外关系
因没能打开中国市场而日益不满的西方商人破坏了1862年至1869年
间的外交合作。经济学家们坚持认为：中国人的消费水平不够高，无法
满足西方商人获得四千万消费者的梦想。然而，要消除他们对中国市场
的迷恋，却极为不易。于是，梦寐以求的市场无法实现时，西方商人便
像1839至1856年间一样，通过指责中国当局，为他们的失望找一只替罪
羊。这一次，他们认为新的厘金税阻碍了商业发展，便要求清廷对所有
已经在通商口岸征过税的商品，都免收内地过境税。因为通商口岸的商
会即将在中国看到全新的经济前景，所以西方商人们也提出了一些新的
要求。上海的发展尤其表明，西方人要是在自己的纺织厂启用廉价的中
国劳动力，压低其外国竞争者进口商品的价格，就能获得巨大利润。大
清帝国虽然基本上还是被视为英国中部或新英格兰的出口地，但到了19
世纪60年代，投资者们开始打算将上海的特许经营权扩展到整个国家，
并在内地兴建工厂，生产廉价的服饰和工具，卖给中国农民。他们也首
次觉察到中国丰富的矿产资源。西方人若能获得内地居住权和内河航运
权、开放更多通商口岸、建起无线电通信和铁路，并获得开采煤炭、铁
矿和贵重金属的权利，那该获得多么丰厚的利润啊！

然而，这些呼声正高之时，中国民众却开始反感西方人。《天津条
约》让西方传教士得以进入中国内地。人们渐渐对传教士及其皈依者们
熟悉起来。在此之前，内地几乎是见不到外国人的。对大多数人来说，
这些熟悉的面孔也并不讨人喜欢。18世纪，关于基督教信仰中怪异而恐
怖的传言，就已在中国广为流传。太平军的暴行并没有改善基督教的形
象。1861年，帝国各处都出现了一本匿名的反西方小册子——《辟邪纪
实》，它详细描述了基督徒淫邪恶心的各类行径：女人会喝自己的经
血，男人则会绑架孩童，并迫其变性。这些骇人听闻的印刷品把基督徒
们描写成猪狗不如、只会折磨中国人的畜生。于是，大幅告示呼吁士绅
的民兵追捕、消灭这些令人作呕的生物。这些警告和呼吁终于落入有准
备的人耳中。下层士绅对传教士尤其愤怒。因为后者在地方上的影响
力，甚至很快便超过了他们。如20世纪晚些时候，英国一位军队随员在
满洲（中国东北的旧称）所说：

上层社会的大多数人都将传教士视为政治密探，从而对其心生畏
惧。穷人们也知道这点。不过，很多时候，诚实的穷人会向传教士寻求
保护，而心怀不轨者，也会利用传教士，进一步谋取私利。这些私利也
许是躲债，或某些类似的争端。总之，他们知道自己与教堂的关系，或
许会对知县产生影响

例如：与地主发生租赁争端的佃农，有时会皈依西方宗教，然后向
传教士抱怨，说自己因为基督徒身份受到了士绅的歧视。于是，传教士
就很有可能以宗教宽容的名义，向知县提出抗议。这种情况往往让知县
左右为难。如果他支持基督教皈依者，以安抚传教士，地方士绅会指责
他“卖国”；但他如果拒绝审理有关基督徒的案件，传教士就很容易向本
国领事抱怨自己受到了不公对待，从而努力撤掉这个知县。推诿只会让
事态恶化，民怨沸腾。而反西方的宣传小册子，也会越传越广，直到出
现某位煽动群众（往往为考生）的政治家纠集起一批暴民，攻击皈依
者，甚至杀掉传教士。这种情况下，知县和他的上级长官们便别无选
择，只能处罚暴民，以避免重大的外交事件或招来复仇的西方炮舰。清
廷对1862年发生在湖南和江西、1865年发生在贵州、1869年发生在华中
和台湾的反基督教暴乱的反应似乎更加证实了广为流传的传教士既诡诈
又恶毒的谣言，并增加了人们对软弱的政府无法确保其自身利益的恐
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