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与关税
《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成为中国主要的通商口岸。广东买办、
福建船商和宁波钱庄老板们都在这座城市开设分号，很快便与西方商人
发展出共同的商业利益。1853年9月，小刀会151占领上海部分地区，扰
乱了国际贸易后，中西商界便开始在城市防御中携手合作。随着19世纪
50年代开始出现新的社会同盟，江南的士绅们从不断侵占长江下游城
市，直逼上海的太平军势力范围，逃到了这座通商口岸城市。想保护这
一贸易中心的商界和想重建江南家园的士绅一拍即合，同意雇用雇佣
军，抗击起义军。因此，美国冒险家弗雷德里克·汤森德·华尔筹募资
金，招募外国雇佣兵，组建了一支名为“常胜军”的私人武装。虽然这支
军队有“常胜”之名和被上海新闻界夸大的功绩，其实它却并未常胜，也
未对清廷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常胜军随后的指挥官是“中国戈登”少校
（后来，这位英国军官在喀土被打死）。在他的带领下，这支雇佣军的
确在李鸿章率领的战役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常胜军”最重要的意义，
在于它是中西当局渴望再次合作，共同对抗太平军的象征。到1860年
春，对于中国内战，外国势力公开奉行中立政策。但李秀成率太平军逼
近上海时，英法领事都明确表示如有必要，他们定会出兵对抗叛军。
《北京条约》签订之后，外国势力更明显地支持清政府。英国人更是坚
定地认为，是时候维护这个在《天津条约》中给予他们诸多特权的统治
王朝了。而且，他们也害怕一个长久分裂的中国会“在海上造成新的东
方问题”（东方问题是指俄国的干预，导致瓦解奥斯曼帝国的克里米亚
战争。）152到1861年12月，太平军洗劫了通商口岸宁波后，英国外交官
便坚定地站在了清政府一边。第二年春天，他们公开承诺支持清政府。

帝国海关税务司这个组织体现了清王朝与西方势力间正式的外交合
作。1853年至1854年间，外国领事暂时代表清政府收取上海的关税。最
后，中国海关便充斥着一群以海关官员身份，为中国政府效命的专业外
国官员。在罗伯特·赫德爵士的统治下，海关税务司终于成为中国政府
的财政支柱之一。该机构征收到的税款不仅记录分明，还不会像大多数
其他政府收入一样被挪用。然而，1861年李鸿章抵达上海后，情况就变
了。当时，上海的税收仍会送往苏松太道吴熙手中，由他支付清军在江
南地区的军费开支。事实上，超过百分之二十的关税，都被吴熙及其同
僚侵吞了。

很快，李鸿章便意识到这项税收能让自己的淮军实现财政独立。他
假意与吴熙交好，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人安插进上海的基层官僚机构，
并开始在自己的幕府中建立影子部门，以分担道台的部分财政职责。直
到确认取代之事万无一失，李鸿章才突然发难，指控吴熙出于自身军事
目的，贪污挪用上海关税

乍一看，上海关税与厘金并无多大区别，都是针对运输中的货物征
收的税款。但从短期看来，它们至少有一个明显且极为重要的不同之
处。厘金是针对一大片地区收取的一系列小额税收。为了防止收税人即
刻侵吞厘金，曾国藩必须维持对该地区的行政控制权。官员一旦如曾国
藩一般，被调往别处担任巡抚或总督，就很难在远处继续控制这种税
收。上海关税则是针对一个地方收取的一大笔款项。只要让一两个最信
得过的门生负责税收事宜，即便李鸿章离开上海，短期内也能继续维持
这项收入。

不过，从长远来看，他的财政安全很大程度上还是得依赖北京的支
持。两种税收间还有一个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日益明显的重大不同之
处。对额外税收而言，征收厘金是一种很没有效率的方式。因为税务员
有很多机会私自扣下部分税金。但准确地说，厘金的征收不仅很难集中
在一个地方政府的监管下，也可以轻易违抗北京的征税命令。尽管后来
清廷将厘金收归国有，地方巡抚依然在不知会户部的情况下，继续收取
过境税。虽然总的来说，朝廷失去了一大笔税收收入，但对单个地方行
政机构而言，却没有哪个获得一笔极其可观的收入。晚清时期，厘金虽
然为地方军事领袖提供了一个财政独立的方法，却无法保证给他们足够
的经济支持，建起属于他们自己的军事系统。

相较之下，上海关税能提供给李鸿章的经济助力，却远远超过任何
一位巡抚。然而，因为关税是由海关税务司的外国官员征收，所以无法
瞒过北京当局。因此，李鸿章虽然一早就征用了这笔款项，之后还是得
不断征求朝廷的同意，才能继续动用这些资金。当时，对抗太平天国给
了他挪用税款的正当借口。南京陷落后，捻军叛乱又起到了同样的作
用。不过，李鸿章通过争辩他的军费开支比其他官员的更重要，得以宣
称自己在对外贸易上拥有特权

他这么做的理由很简单。他得到的资金不仅用于支付淮军军饷，还
用在了全国的“自强运动”中。通过效仿西洋军事技术和接受现代武器，
李鸿章的军队就能加强帝国对抗内忧外患的能力。李鸿章虽然也会用税
款做私事，比如创办私人机器局、矿场、工厂、铁路、陆军、水师和最
终与中央政府一较高下的运输公司，但正是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担任
的领导地位，把他挪用国家税款的行为变得正当起来

因此，原本的省级官员发展成军事大员，部分原因也要归结为厘
金。于是，像李鸿章这样的地方督抚，其实改革了更高一级行政机构的
体制。因为参与自强运动的人要在征得中央政府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将
国家收入用于自己的项目，所以他们都不会直接挑战北京的霸权。然
而，当他们复杂的军事和工业机构大规模地取代国家政府时，传统的官
僚体制便开始崩塌，一群新的职业军人和技术专家则要求获得权力。于
是，建立起全新军事经济权的“自强运动”不仅立刻让李鸿章合理地保有
了公款，也预示了未来革命的走向。

李鸿章发起的这场“自强运动”得到了西方外交官的祝福。他们认
为，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中国，才最有利于他们的共同利益。英国，卡灵
顿爵士担任外相的白厅气氛已不如之前那般咄咄逼人。美国公使蒲安臣
和英国大使阿礼国等亲华派呼吁各国按照国际法，公平对待清政府。换
句话说，在西方对华同情者热切地说服清廷进行体制和教育改革以实现
现代化的1862年至1869年，是一段中外有意合作的几年。因为自第二次
鸦片战争结束以来，北京的政治氛围已经发生改变，所以乐于接纳的人
开始听取外国人提出的那些建议，朝中鼓励“自强运动”的人也越来越
多。

◎北京的政治权力平衡
京城中的人们之所以改变了观念，1860年的那场大败是部分原因，
新皇帝登基也是原因之一。1861年8月22日，咸丰皇帝在热河的行宫驾
崩。直到最后，他实际上都是以皇室宗亲肃顺为首的八大辅政大臣与议
政大臣的傀儡。肃顺尽管支持曾国藩和李鸿章，却也主张以强硬政策来
对付西方。其中最著名的事件，或许就是他1859年实行的那些严厉的货
币改革。153和17世纪的摄政王鳌拜一样，肃顺也主张由满族议政王大臣
会议来决定军国大事，不信任皇帝的许多汉人谏臣。此时并没有出现继
位问题，因为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只有一位——孝钦皇后五岁的儿子。但
针对摄政权的争斗依然存在。皇帝临终时留下口谕，命八位辅政大臣联
合摄政，但所有政令都需要得到孝钦和慈安两位皇后的许可。对摄政大
臣来说，孝钦皇后是最大的障碍。孝钦——即后来著名的慈禧，出自叶
赫那拉氏154——不仅得到大内总管太监安德海的支持，据传还跟北京步
兵统领荣禄155有私情。皇帝逃往热河后，她也跟留在北京负责外交谈判
的小叔子恭亲王过从甚密。当时，恭亲王已经跟北京的高层官员结成强
大联盟，并深受杰出汉官们的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