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他们的胜利不过泡影而已。首先，满洲人效仿普鲁士进行的
贵族化进程，只会加剧汉人的种族忧虑与种族仇恨。亲王们用德国军服
代替儒家长袍，希望借此复兴其军事贵族的身份。但到头来，这只会让
他们失去汉人臣民的文化忠诚，让朝廷蒙上了重满轻汉的污点。其次，
铁良和随后的荫昌都没有认识到袁世凯的权力基础与之前的李鸿章或张
之洞略有不同。他们之间有相似之处。和李鸿章一样，袁世凯也无法自
外于朝廷另成格局，而得依赖自己在朝中的同盟，来保护他在地方上的
军事专擅局面。202不过，和之前那批督抚不同，袁世凯带头训练、培养
了一群全新而纯粹的军事精英。数年来，他的北洋武备学堂培养了数百
名军官。这些人认为自己的职业身份，全都来源于袁世凯。

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军队由文人管理，遵循“下级忠于上级”的原则，
每位军官都隶属其直接上级。而袁世凯的军队成员，却并未被灌输忠于
朋友和上级的儒家传统观念，而是提倡他们绝对忠诚于最高统帅——袁
世凯。203作为职业军人，他们在常规官僚机构中也拥有技术上的独立
性。另一方面，曾国藩的幕友则希望最终能获得文职官位，因此对现存
制度和雇主都同样忠诚。后来，袁世凯的很多军官都承担了民国政府中
的职务。204他们并不会把自己的军事生涯当作获得文职官位的垫脚石。
接受过军校的一番培养，他们都认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就是从军，因此忠
于推翻旧政治体制的号召。长远看来，这种职业独立性让袁世凯的军官
们不如忠诚坚贞的儒家官员可靠。但袁世凯进入军机处的随后几年里，
他却可以继续倚赖之前的心腹。辛亥革命爆发之际，徐世昌之类在北方
担任某些战略军事职位的官员，便能在袁世凯的调动下，迅速行动起
来。

◎财政困难
袁世凯并没有垄断国家的军权，也有新军受训和驻扎在中国其他地
方。领导这些新军的多为20世纪早期的地方巡抚。各地曾一度属于中央
政府的军事与财政权，已经越来越多地落入他们手中。皇太后雄心勃勃
地开展改革，地方财政自治却阻碍了朝廷对此的支付能力。尽管中央政
府在1900至1910年间的开支翻了一倍，税收却依然相对吃紧。

朝廷主要有四大收入来源：每年一亿零两百万两土地税，三千三百
万两关税，四千五百万两盐业垄断收益和厘金（如两千一百万两鸦片厘
金）。尽管土地税仅占北京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五，但因为政府税收系统
无能，下层士绅的包税行为极为普遍，所以这一比例很难再有提高。而
关税和盐业垄断收益之类的其他收入，则大多都被用来偿还过去二十年
庞大的战争赔款了。厘金是可能存在的内地收入之一。但1909年中央政
府授予度支部审计与征收厘金的权力后，该部却无法强制执行其颁布的
法令。205于是，海外便成了唯一的收入来源。清政府向西方列强求助，
签订贷款合约，以现有的微薄收入来源，作为未来还款的担保。要资助
早就需要改革的军事和经济项目，朝廷已经找不到别的办法。但采取这
种政策，势必会让朝廷与日益重要的地方士绅关系越来越紧张。

1860年至1900年间，由获得高等功名者、官员和杰出文人组成的城
市士绅，介入地方事务的力度越来越大。正如他们学会利用下层士绅担
任自己的乡村事务经理人一样，士绅们也建立起一套包括地方水利委员
会、慈善机构和租赁控制中心在内的复杂的基础管理设施。19世纪90年
代，很多这样的名流成为维新派学会中的领袖人物，开始在公共管理事
务、地方学校的课程改革以及煤矿和纺织等经济企业中扮演更为积极的
角色。能掌控自己财产的士绅们政治意识不断扩大，与帝国传统官僚狭
隘的利益观形成鲜明对比。换句话说，上层士绅们已经越来越普遍地认
为：地方省会比处在北京的中央政府更适宜进行政治活动。

朝廷从1910年至1911年间的改革，从联合传统士绅和早期资产阶级
发展现代经济，以及加快创建新的地方教育体制这两个方面，鼓励了这
种士绅政治的地方化。

◎新式学制
1901年，慈禧宣布开始改革后，政府的第一批举措中，就包括建立
新的教育体制。1902年，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套金字塔形的教
育体制：从地方学堂、州县技术学校，到省立、国立的大学堂，各级学
校都要抽出部分时间，学习西方的数学、科学与地理知识。两年后，朝
廷遵循袁世凯的建议，终于满足改革者们的要求，废除传统科举制度，
在教育改革方面迈出了重大的一步。将近500年，掌握八股文就意味着
定能出仕。明清两朝都利用这套考试系统保存古典正统、选拔官员以及
确保地方精英始终向帝国的文化政治中心靠拢。一旦废除科举制度，士
绅们与君主制国家的联系，也就随之减弱了。此刻，西学、地方政治威
望和财富等其他有助于人们获得社会地位的手段不仅有了与旧功名体制
一较高下的机会，还很快便战胜了后者。

◎士绅和商人的联盟
有功名者社会地位的降低，正伴随着资产阶级地位的上升。1902
年，政府终于颁布了一条商法，为商人提供法律保护。同时，朝廷也认
可商会取代以前政府控制的“行”与“会馆”。在中国历史上，商人首次获
准组织公开的协会。在地方事务中拥有发言权后，商会领导很快成为中
国主要城市中商业利益的著名发言人，并开始与适应性极强的新士绅们
结盟，共同解决双方都关心的问题。

商人和士绅很早就开始私下联系。到18世纪，城市里的商人和士
绅，早已不再泾渭分明。两个团体里都有望族。要想跻身士绅行列，单
纯地占有土地，显然不如从商更有效。然而，官方往往并不承认两个团
体之间的联系，所以传统商人与士大夫之间的关系通常由私人交情而非
公共集体利益决定。事实上，最后两个朝代里的垄断资本主义组织的组
建方式，都旨在避免商人与士大夫产生共同利益。然而，1902年后，商
人与士绅为了兴办新式学堂、投资采矿业和修建铁路等共同目标正式联
盟。因此，财富很快成为政治参与的合法标准。严格说来，辛亥革命并
非一场资产阶级运动206，而是一场地方精英为了保护地方企业免遭政府
盘剥，其财产权免受猛烈攻击的自卫之战。整场革命反映的是现代中产
阶级的诉求。

◎立宪运动
立宪运动中，商人和城市士绅的联盟找到了一种政治表现形式。知
识分子关于国会的灵感，可以追溯到何启提出的那些建议，而其毋庸置
疑的先驱则是1898年戊戌变法维新派们创建的那些自愿性组织。不过，
实际的推行机会，依然要再次归功于慈禧采取的改革措施。她发展地方
咨议局的动力，就跟她1900年决定支持义和团一样，都是以加强皇权与
民心之间关系的中国君主制政治理想为基础的。这种现象最直接的实例
便是刚刚打败帝俄，振奋了所有亚洲人的日本。中国人认为，日本之所
以能成功，大半都是有国会这类看来能有效动员公民、调和意见，使明
治天皇和他的臣民能上下一心、团结一致的公共机构。因此，1905年7
月，皇太后宣布设立考察政治馆，将西方政体作为中国政治改革的蓝本
加以学习。十三个月后，朝廷宣布支持根本性的体制改革，于1907年8
月成立仿行立宪委员会。全国各地的官员热烈回应，纷纷向北京递送奏
折，支持立宪会议。不到一个月，朝廷向全国郑重承诺，一定会建起制
宪大会。终于，1908年8月，朝廷颁布诏令，宣布立刻筹组地方自治
局，计划在1909年建立咨议局，1910年建立资政院，1917年建立真正的
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