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农民
◎农民的传统形象
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提高了广大民众的历史地位。用毛的话来
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2然而，不管中国
传统农民多么值得称颂，历史学家对老百姓的欣赏，仍旧只能停留在情
感层面。虽然历史上不乏他们的身影，但即使在当代人眼中，那些耕种
王土、养活了统治阶级的“黎庶”的形象，依然是抽象的。以前，这些无
法享受教育的无名之辈只能由统治者来定义。直到近代，他们才拥有了
属于自己的政治权利，并学会为自己说话。
20世纪革命以前，对中国广大农民的形象，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描
述。第一种形象是勤劳的自耕农——儒家3重农主义者将他们视为农业
社会的中流砥柱。因为农业被奉为“本业”，所以从理论上来讲，农民社
会地位崇高，远超工匠和商人，仅次于管理帝国的士。这些被理想化的
农民勤劳节俭，不畏劳作的艰辛，乐于缴纳赋税，以回报统治阶级所谓
的家长式关爱。

不过，农民也会被视为乱党。对于他们的第二种形象，儒家同样给
出了令人熟悉的描述：这些黎庶被视为用以驮重的沉默牲畜，很容易转
变成“红巾军”或狂热的叛匪，时不时就揭竿而起，与统治者作对。时局
动荡和饥荒肆虐时，农民军便会在绝望和愤怒中不断壮大，攻城略地、
袭击地方官员。中国政治理论家们认为这些民众运动意义非凡，相信他
们代表了反对帝王统治的天意。尽管几乎没有任何叛军首领真正夺取政
权，但他们领导的那些运动，却预示着新的朝代即将到来。
这两种并存的不同形象并非难以调和。相反，它们就如同一枚硬币
的两面。4农民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这点直到今天依然未
变。他们扎根于土地，随着季节更替，一生都在重复繁重的日常劳作。
然而，政治腐败和民生匮乏时，他们也会抛开自己的传统角色，立刻坚
定地追随叛军首领。那些叛军首领可能是激进的佛教预言家，也有可能
是雄心勃勃的土匪。作为1898年“戊戌变法”的参与者，
梁启超认为：清朝数百年的统治史，就是一部漫长而血腥的农民叛乱史。仅19世纪，中
国官方资料有记载的叛乱行动就多达数千起，给人留下了一种社会秩序
长期混乱的印象。然而，这种看法也存在片面性，是晚清阶级矛盾激化
下的扭曲的产物。到19世纪，国民经济已经举步维艰。毫无疑问，导致
这一局面的原因，要归结于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民不断带来的非暴力
改变。

◎农业与土地所有权
理解农民双重性的另一途径，就是考察有史以来，一直以不同方式
存在于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农业制度和土地所有权。中国北方的农业发源
于黄河流域。公元前7世纪，定期耕种已发展成熟。但相对来说，这片
孕育早期中华文明的心脏地带比较干旱，整个华北平原的年降雨量仅二
十英寸左右。因此，此处农作物的生长季较短，只有四至六个月，且最
适合耕种小米和小麦这类耐旱作物。华北平原西部（即如今的北京以
西），土壤是被称为“黄土”的肥沃风积土。松软多孔的地表下富含耕种
所需的各种矿物质，但要将这些利于作物生长的养分吸纳至地表，则需
要大量水分。因为雨量不定，所以农民都依赖黄河水来灌溉。开渠引水
属于公共事业，在商朝（约前1523年—前1028年）和周朝（公元前1027
年—前222年）初期，水利工程便是重中之重。之后，直至第一个伟大
的帝国——汉（公元前206年—220年），水利工程都是国家最关心的事
业。公元2世纪，汉朝开始瓦解时，公共水利便是最先受创的事业之
一。黄河一再泛滥，不断迫使农民放弃耕种，加入叛军。汉朝政权日趋
衰落，中亚部落劫掠华北，也迫使耕种者们向地方割据势力寻求庇护。
公元311年，前朝东汉首都洛阳被蛮族洗劫5，中国逐渐出现一种“半封
建”的军事豪族。他们修筑城池，组建私人武装，以监视奴隶和佃农为
其耕作封地。

公元6世纪，中央官僚体系重新控制了广大农民。隋（589年—617
年）唐（618年—906年）时期设置府兵，以减少中央政府对地方军事豪
族的依赖。土地收归国有，经过划分，按户籍分给由政府编户的农民。
官员可以凭借优秀的政绩获得封地，但禁止私自扩张。然而，这种“均
田制”推行起来却困难重重，终究没能熬过中央政权日趋衰弱的8世纪中
期。9世纪，地方豪贵再次拥有大量私人土地。
这种受限的封邑制与欧洲封建制不同。朝廷仍保留正式的军事任免
权，并且不承认军事豪族们可以用封地抵消兵役的特权。即便安史之乱
（755年—763年）后，节度使拥有了地方统治权，但地方上最有权势的
官员仍然是并未成为封建贵族的朝廷官吏。10世纪早期，中国虽然分裂
为数个小国，但仍在960年再次被宋统一。后来，虽然宋朝被女真和蒙
古侵略者夺去了华北地区，但从概念上讲，帝国仍是统一的。就地缘政
治而言，中国可能早已成为数个拥有各自方言的小国。但在官僚体系运
作和文化认同的作用下，“天下”（即中国人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仍是一个整体。因此，到了帝国晚期，皇权概念下的“王土”，势
必依然等同于整个中国的版图。

从理论上讲，华北自明朝（1368年—1644年）起便存在成千上万亩
封地。它们不是被用来赏赐朝廷重臣，就是成了皇室庄园。到了清朝
（1644年—1912年），这些封地更是要负责供养满蒙精兵。1644年，满
洲人占领北京后，清皇室不仅将明帝国的封地据为己有，还将十六万九
千名为清朝打下江山的八旗子弟安置在首都周围，占据了以首都为中
心，半径一百七十五英里，总面积达两百多万英亩的土地。清政府抱着
让自己的精兵远离汉人的想法，提供了这些田产。然而，这一期望却落
了空。很快，八旗子弟便发现他们只能将汉人奴隶当作称心的佃农。因
为在战乱年代，农民都能逃离封地，轻易在别处开垦出属于自己的土
地。而且，较之农村的土房，满族八旗子弟更喜欢昂贵的北京民居。他
们很快便将自己的封地租给汉人佃农耕种。这些旗人负债累累时，便将
土地永久抵押给高利贷者和地主。1740年，乾隆皇帝（1736年—1795年
在位）试图通过重新没收土地的方法来恢复满洲人的田产。然而，同样
的情形再次上演。19世纪早期，华北大部分土地都被分割成一块块小家
田。而且，因为中国不遵循长子继承制，所以，在随后的整个世纪中，
这些家田越变越小。

◎华北的土地与劳动力
满洲人的奢侈和诸子平分财产的做法已足以解释这些封地为何会四
分五裂。但中国北方农业技术的发展，显然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华北平
原主要的食物和饲料，一直都是一种叫“小米”的谷物。满洲人攻入华北
各省之后，小麦和棉花也渐渐成为主要作物。清朝统治期间，人们也开
始种植其他经济作物：烟草、大豆、花生、鸦片。这种粗放农业要是有
技术和机器相助的话，人们定能更有效地广泛种植其中的一些作物。然
而，农学家们并未改良设备，而是通过增加家庭劳动力的投入6，来达
到增产的目的。于是，增产靠的便是农民个人的体力。鉴于劳动力决定
生产力，所以每个家庭的耕种面积都是有限的。养活一个五口之家需要
四英亩田地。一个家庭要想摆脱勉强糊口的现状，就得在现有土地上投
入更多的劳动力，然后用剩余利润购买更多土地，以达到最佳土地配
比，让所有现存劳动力都有适量土地可以耕种（比如，清初便有很多未
耕之地，所以很多家庭都采取了上述做法）。因此，一个五口之家大约
需要二十五英亩土地。
随着每个家庭实现最佳土地配比，总产量也会成比增加，产出能养
活更多人口的粮食。因此，人们应该在土地承受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扩
大劳动力供给。然而，这种不断增加人数的做法，最终却减少了每户农
家可耕种的土地。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农田面积不断缩小。最后，很
多农民的生活水平都降到了生存线以下。

于是，为了生存，华北的农民只得为闲置劳动力寻找新的出路。诸
如棉纺业一类的家庭手工业，便是这样一种可以提供额外收入的产业。
此外，季节性地到城市里打工，也是出路之一。有些经济史学家甚至认
为，这些额外的收入让佃农有了购买一小块地的能力。7因此，他们便
拥有了一些在谷物歉收时用以抵押的财产。经济史学家们认为，这种土
地转让不仅能缓解旱灾或洪灾的冲击，还能实现劳动力的平均分配。
那些租用和出租田地的家庭只想更有效地利用土地，以最大限度地
提高家庭收入。作为信贷制度的一种副产品，土地转让并未给农村经济
带来不良后果。因为在贷款从贷方转移到借方的过程中，土地以一种类
似于金钱的形式，发挥着重要作用。

由此可见，农民并非被地主欺凌的无助佃农或散工。相反，他们谨
慎地将额外收入投资于土地，然后拿土地做抵押，从城里的放贷者手中
贷款。1940年，华北农业经济之所以陷入危机，都是因为技术落后，而
非财富分配不均。
有些农民找上高利贷者和当铺老板，期望未来的大丰收能让自己逃
脱债务缠身的困境。对他们而言，农村信用制度似乎并不怎么有利。和
曾经的中国农民痛苦地描述其革命前的经历一样，当时的利息之高，让
更加贫穷的农民完全陷入了高利贷者的掌控之中。当然，早在革命之
前，人们就开始厌恶和痛恨放债者。但在帝制晚期，他们的出现却被认
为是理所当然的。农民别无选择，只能求助于当铺老板。当然，他们无
法掌控的外部因素，也是促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人们只能焚香祷
告，杀猪宰羊，祈求上天赐雨。在生存环境丝毫不受重视的年代，最终
起决定性作用的，便是大自然。

在华北，人们最害怕的就是旱灾。例如，1876至1879年间，山西省
持续干旱。在随之而来的可怕饥荒中，人们先是吃谷种，接着吃野草，
最后则吃人。尸体或被堆积在“万人坑”中，或被投入枯井。朝廷用骡子
运来救济粮，但饿极的农民却杀了这些驮畜充饥，导致更多补给无法继
续送达。在1877至1878年的艰难岁月里，中国华北足足饿死了一千万
人。
然而，洪灾也同样致命。已有数千年耕种历史的山西山脉，大片森
林被砍伐殆尽，露出地表。冲蚀的泥沙足占黄河水流量的11%。随后，
这些泥沙慢慢沉底，逐渐抬高了水位。蜿蜒曲折的人工堤坝高出地面三
十英尺。正常情况下，黄河都被挡在堤坝之外。然而，维护堤坝的费用
高昂，疏浚淤泥也颇为不易。或许皇帝宁愿重修一座被烧毁的宫殿，也
不愿治理黄河。或者，可能是他派遣负责黄河水利工程的官员中饱私
囊，所以这滚滚浊浪才会越涨越高。一旦降雨，暴涨的河水就会冲过堤
坝，冲向下方的平原，寻求新的入海口。每每此时，黄河便有可能改道
数百英里，淹没沿途所有省份。

遭遇如此自然灾害时，华北的农民也跟这股自然之力一样，迅速席
卷这片被洪水吞噬的平原。叛乱的中坚力量往往都是一大群惯匪，但逃
避旱灾、洪灾或税吏的难民，和其他土匪的加入，则壮大了他们的队
伍。若用地形学术语讨论这些社会运动，那便可以说：华北的叛乱已如
此处的平原和河谷般广阔。骑马的叛军可以轻松穿越所有省份，极难控
制和镇压。然而，洪水退去，或新王朝承诺的和平到来之时，农民们又
会重返村庄，再次耕种曾经被遗弃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