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绅收入与腐败
然而，帝制晚期的士绅从来都不是一个整体，俸禄可观的上层士绅
和靠非正式的规费过活的下层士绅截然不同。30上层官僚士绅所得的大
笔俸禄，足够负担庞大的家族开支和购买私田。虽然与投资城市房地产
或典当业相比，投资土地受社会动荡和通货膨胀的影响更小，但其回报
也更少。然而，上层士绅的俸禄已经高到足以让他们甘愿为了稳定和安
全，牺牲流动资产和利润。拥有土地也符合上层士绅对退休生活的设
想：忠诚的佃农在远方的田地里耐心耕种时，仁慈的乡绅则在宅邸窗边
赋诗。他们是拥有土地的显贵。官方收入不仅有助于确保他们的这一身
份，也确保了地主所有制。如若不然，仅从经济上来讲，上述情况也难
以维系。

通常来说，下层士绅是无法维持这样一种生活的。从商显然不符合
他们的身份31，而务农又有损他们知识分子的尊严。明显没有资格出任
正式官吏的他们只得谋求一份代理收入。这份收入不仅比上层士绅丰厚
的俸禄低得多，更是直接来自农民。一位督抚大人的财富所得，也包括
这类非正式的规费。只不过，这些规费都包含在高额回扣佣金里。另一
方面，生员似乎更具剥削性，因为他们那些基于以权谋私和侵吞农村公
款的收入，基本都直接源自民众。随着下层士绅的人数越来越多，彼此
间争夺合法管理费用的竞争也愈演愈烈时，无正式官职的生员为了生
存，也只得滥用职权。调解争端变成包揽诉讼，教育基金、水利工程款
项和地方团练的捐款都被侵吞。最重要的是，士绅包揽税收的规费也越
来越高。最终，农民支付的这项费用，甚至是合理费用的两至三倍。

这些往往相当于敲诈勒索的违法行为让当时的很多观察者确信，生
员已经背离了儒家“家长制士绅”的理想。晚明和清朝时期，官方和民间
都大肆呼吁士绅的节操。尽管在中国许多地区，没有正式职业的阶级都
是农村的苦难根源，但上述劝诫行为，的确有助于抑制生员的贪污。当
然，朝廷可以通过调节取士名额来缩小下层士绅规模，但这种危险的做
法可能会令数百万“有志者”希望破灭，进而动摇国本。因此，政治评论
家们要么在呼吁文人道德复兴的同时，继续谴责政治规范的衰退，要么
就是将上层士绅的理想行为和生员的贪赃枉法之举严格区分开来。

顾炎武（1613—1682）着重发展了第二种观点。他关于治国方略
（经世）的著作广为流传，深刻地影响了19世纪的改革家们。对中国地
方政府存在的明显问题，明亡之后才开始著述的顾炎武，却提出了互相
矛盾的解决方案。一方面，他确信朝廷如果正式承认地方士绅对地方政
府的管理权，整个帝国就将得到更好的管理。然而，另一方面，他又痛
斥生员干预衙门事务，滥用职权，欺骗农民的钱财。依顾氏之见，朝廷
若能约束生员，那地方行政的很多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这里的矛盾显而易见。顾炎武就“士绅治乡”提出的解决办法，其实
是意在由上层士绅掌理朝政。处于下层的生员被谴责，完全是因为他们
缺乏上层士大夫在道德上的自控能力。后者因为已经通过科举的层层考
验，因此肯定也具有更高的品德。也就是说，人们认为，士大夫阶层中
地位的高低，能反映其受教育水平。鉴于儒家教育被视为一个修养道德
的过程，于是，一个人的功名越高，品德也就越高。这一还有待争论的
假设背后，是顾炎武自己对士绅阶级特性变化的独特感受。他著述的时
代，正是大量土地迅速成为高官的酬赏，房地产的经济基础衰退之时。
顾炎武的确因为一个不忠的农奴，丧失了自己在长江下游的家产。因
此，他对逐渐消失的乡村社会有种怀旧之情。在这样的社会中，一名拥
有地产的士绅可以家长式地处理地方事务，并向地方政府灌输“封建主
义精神”。为了恢复这种假设的仁慈，他继续将上层士绅的责任和道德
理想化。在他看来，这些上层士绅更适合这种赞誉，因为他们是比其先
辈更无私的地主。另一方面，作为乡村管理者的生员没有可以依靠的土
地，因此便只能“鱼肉乡民

毫无疑问，清政府也跟顾炎武一样憎恶生员。像雍正皇帝（1723—
1735年在位）这样的强势统治者，就剥夺了下层士绅呈递诉状的特权，
并禁止他们在地方包揽税收。乡村士绅们尽管在短时间内受到这种挫折
的影响，却依然在地方事务中起着举足轻重（虽然可能并非是最重要
的）的作用。也许，正是因为上层士绅不愿再放纵、维护和提升生员的
利益，中央控制与乡绅治理之间的平衡才得以维系。在政界颇具影响力
的上层士绅，常常以下层士绅的劣行为耻。因为，那些行为很容易危及
他们在御前的地位。而且，即便下层士绅逃税32，迫使农民阶级因经济
负担加重而叛乱，本就没有多少财产的他们也不会蒙受什么损失。上层
士绅也会逃税，但他们对社会动荡带来的危险更敏感，因此更有可能谴
责大规模的腐败行为，力挺官方纠正经济BI政的措施。再者，因为帝国
的统一与上层士绅的利益密切相关，所以他们对官方的支持是真诚的。

◎朝廷与地方士绅之间均势的变动
直到19世纪，朝廷和地方士绅之间的平衡依然维系得很好。如果士
绅挪用公款过多，他们中的一些人或朝廷自身，就会剥夺士绅的特权。
另一方面，如果皇帝谕令知县完全忽视士绅的利益，言官们便肯定会抗
议朝廷的过度干预，并呼吁一种更宽松的行政政策。清朝的皇帝们的确
在帝国行政中心主张（也的确得到了）更大的专制权力，但在政府外围
不乏乡村士绅的18世纪，帝国也逐渐地故步自封。中央政府得以继续保
存，平衡得以维系的原因很简单：作为关键集团的上层士绅从未获得财
政独立和兵权。毫无疑问，虽然士绅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蓬勃发展，但这
是以牺牲政治独立为代价的。

当然，士绅有时也能掌握财政，拥有独立军队。这种情况一般发生
在社会动荡时期。比如：18世纪末白莲教起义时，为求自保的皇帝被迫
谕令地方士绅组织团练。不过，和以前一样，朝廷为避免形成地方军事
力量，平乱之后便解散了那些军队。然而，19世纪，朝廷却丧失了这种
能力。1839年后，遭遇内忧外患的皇帝发现，要收回暂时交给士绅阶层
的军事权和治安权已比之前困难得多。在18世纪，要是发生这种情况，
部分原因是正式的官僚体系资源有限，所以持续增长的人口为其带来了
不小的压力。此外，下层士绅日益熟悉地方事务，俨然成了非正式的地
方政府。到19世纪中叶，上层士绅也发现，他们不熟悉的国内外敌人不
仅成为其地位的新威胁，也迫使他们不得不建立一整套全新的地方政治
架构，以掌握军事和税收。在这样的时候，最忠诚的士大夫即便遇到最
贪赃枉法的生员，也会乐于与之结盟。

面对难以战胜的外强与内乱，清政府别无选择，只得勉强应允上、
下层士绅联手合作，组织并指挥私人军队。当时的人把这种现象比作晚
唐时期的藩镇割据。然而，军事封建主义并不是什么问题。这种联盟会
造成很多后果：现代形式的军阀割据以及西方士绅政治权力的形成，终
将破坏中央与地方旧有的均势，彻底结束王朝时代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