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最恢宏的文化遗产46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拙劣地编进了乾
隆皇帝那三万六千卷的《四库全书》中。《四库全书》是套包括了过去
所有重要典籍的文选。为此，盐商藏书楼中的珍本都被征用、送往北
京。无数德高望重的学者不遗余力地编纂大量总目纲要，剔除非正统的
作品，然后把定版抄录副本。袁枚虽然主张浪漫的个人主义，反对因袭
陈规，但也渴望加入这一编纂工程。他的一个朋友受命加入《四库全
书》的编纂工作时，袁写道（显然，他的话中并不含讽刺意味）：
我似乎还是无法避免地被列入了无知的行列。我所闻有限，治学不
严。转头回望都城，只能徒然一声长叹。要是能加入你们，助你完成这
项艰苦的事业，该有多好！既然如此，你或许可以列出一些书名随信寄
来，我应该能提供一些粗浅的见解。如此一来，我或许才不会觉得，自
己枉读了一番圣贤之书。47
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所有文化的抱负归根结底不仅都与政治有
关，还专注于权力顶峰的那张宝座。正如商人，无论多么富有，都会渴
望跻身士绅之列。文人亦是如此，无论多么锐意创新，也希望有朝一日
能在京城为皇帝效命。

第四章 朝代循环
◎朝代的更替与长期变迁
大多数中国传统历史学家都不会关注农民、士绅和商人的长期变
迁。编年史的编纂者虽然肯定会注意到社会经济条件，但对他们而言，
那些条件也只能是精彩得多的朝代政治史的背景，跟频繁往复的季节没
什么两样。少数制度史学者会注意社会的长期变化，比如：封建体制的
逐渐消亡或商人日益强大的经济影响力等。然而，他们却没能将这些变
化投射到逐渐改变的未来中去。对儒家来说，历史并非呈直线形发展，
而是以螺旋形的方式前进，但不一定每次都能更进一步。每个朝代的兴
衰都跟人一样，遵循着所有生物都无法逃开的生死法则。这种朝代循环
更替的观点，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概念。到帝制晚期，这个概念包含了
三个相关因素：道德惩罚、宗教性的仪式和历史意志决定论。

◎道德因素
说到朝代循环观，道德惩罚是其中最早的重要因素。公元前1027
年，殷商被周朝所灭。在此之前，商都是以“帝”——一位统治着众多商
王室先祖之魂的神祇——的名义在统治国家。尽管“帝”可能是最初的祖
先神，但到公元前12世纪，它也已经足够抽象化，可以被视为一个完全
客观的力量——“天”。因为“天”无法成为商王拟人化的私有财产，所以
周相信将之推翻是合法的。因此，周的统治者打败商后，宣称他们之所
以能取胜，完全是因为敌人治国无德，已失天命。
正如后来的经典（如《尚书》）所述，公元前5世纪，孔子和他的
弟子们满腔热情地接受了天命理论。据《论语》和随后的《孟子》记
载，圣王通过修身来实现天命。如果皇帝遵行儒家的“礼”，孝顺父母、
关心朝臣、爱民如子，那就会国泰民安、文化昌盛。汉朝建立后，随着
中国国家版图的成形，事实证明，这些儒家的预言是可以实现的。事实
上，人君的道德修持，的确能影响政治秩序。官僚体系因为缺乏制度性
的制衡，历史上的各个朝代只能倚靠儒家的行为规范，即依赖官员们的
自制力。如果人君是道德典范，那官员们就有可能效仿。但若君主失
德，纵容群小索贿弄权，臣僚便有可能失去自制力，像他们的君主一
样，牺牲百姓福祉，谋取私利。如果腐败太过严重，导致税收不公或河
工荒废，农民叛乱就会随之而来，为新朝代的诞生和接掌天命创造条
件。

将朝代循环中的道德层面推演到极致，那一位放纵的人君，就有可
能轻易覆灭整个朝代。此外，民不聊生时，这种说法也给了叛乱者篡位
的权利。因此，害怕政治不稳定和一再动乱的儒家学说，为天命理论加
上了一些限制。客观的“天”和皇帝之间有一种类似父子的关系，后者常
因此被称为“天子”。人们谨慎地遵守合法继承权。野心勃勃的臣子接受
的，都是要视君主为父的教导，从而杜绝其弑君的念头。帝制晚期，官
员们被灌输的忠君思想，让他们宁愿自杀，也不能效命于篡位者。因为
继位要合理合法，所以新朝代的建立者们必须在仪式上格外小心，通过
寻求公众的支持，谨慎地走完迈向龙椅的每一步。许多战功赫赫的将
军、叛军领袖和地方权贵都能迈开最初的几步，但真正登基称帝的，却
寥寥可数。

◎仪式因素
在汉代时，宗教性的仪式因素被归入朝代循环的概念中。同样，该
因素旨在帮助防止篡位夺权和政局动荡。在汉朝皇帝的统治下，维系天
命的宫廷大典越来越受重视。受道家命理学和天象学说的影响，董仲舒
（公元前179年—前104年）等汉代哲学家提出了一套复杂的朝代循环理
论。这套理论将皇帝的统治与某些颜色和自然元素联系起来。皇帝通过
仔细观察天象，并按时献祭，就可以确保自己的统治。自从汉儒主张天
子具有“半神性”，保持天地和谐似乎就成了皇帝分内的职责。这一重要
角色既强调了皇帝个人道德的重要性，也让他在利用仪式的宗教性力量
维护其统治时，更加自信。因此，暴政引起的社会现象似乎不仅是礼崩
的结果，也是天地和谐因君主在宗教和政治上的疏忽而失衡的征兆。于
是，农民叛乱的危害程度，被等同于地震、流星、火山喷发等自然灾害
造成的结果。此外，其他诸如雷击在内的“天怒”征兆，也表明天命的转
变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意志因素
尽管皇帝会亲自调节重要的历史平衡，汉代“天人相应”的朝代循环
说，依然未能赋予任何一位君主最终的控制权，让其逃脱被下一个朝代
取代的必然命运。一个新的历法时代到来之际，就是一个朝代终结之
时。那位前朝的“天命代言人”，根本无力阻止它的覆灭。然而，到了伟
大的宋朝，程颢（1032年—1085年）等大儒开始恢复一种唯意志论的学
说。他们认为，个人努力可以影响天命48的持续时间。历史学家司马光
（1019年—1086年）声称：明智的皇帝及其臣僚可以通过以古鉴今来改
革朝廷积弊，以达到推迟其灭亡的目的。没有千秋万代的朝代，但圣明
之主或许可以挺过最艰难的时期。

◎皇帝与朝代更迭
帝制晚期，道德惩戒、仪式力量和历史意志这三个因素汇聚成了一
种为多数人接受的观点。该观点恰如其分地体现了皇帝和臣属之间的关
系。通过儒家所谓的道德修养和每日勤政，皇帝虽在仪式上地位崇高，
却没有成为宗教领袖，或像日本天皇一样的朝臣傀儡。另一方面，该理
论也维护了臣属们的独立和气节。既然“天”会依据国民的福祉来衡量一
位君主的统治，那皇帝就必须清楚自己的政令何时会窒碍难行。溜须拍
马的朝臣或许能满足皇帝的虚荣心，但他真正需要的，却是敢于对他直
言劝谏的臣属。对高度赞扬君臣之间直言不讳的儒家士大夫而言，坦率
是忠诚的最高表现，即便这么做要冒君前大不敬和人头落地的危险。因
为忠臣可以通过跟皇帝说真话，来助其改革弊政，维持天命。

朝代虽然不能亘古永存，但也没有固定的生命周期。没有人能信心
满满地预测明朝或清朝的统治能维持多少年。有责任心的人，甚至无法
肯定一个新建立的政权是否能撑过一代。有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如10世
纪和14世纪）小国并起。这些篡位者建立的小国因为持续时间太短，明
显跟其僭称的国号不符，所以根本算不上是一个朝代。这样的称帝之
举，往往都因为称帝时机错误而难以为继。在儒家看来，一个弱小的反
叛政权若贸然建国称帝，只会引来嘲笑和蔑视，招致覆灭的惩罚。然
而，即便开国皇帝成功稳住局面，新朝代也可能在第二代的皇位争夺战
中遭遇覆灭的危险。

1402年，燕王起兵篡夺了侄子建文帝（1399年—1402年在位）的皇
位。幸运的是，明朝挺过了这次危机。继位问题一旦解决，当时的人便
认为明朝这样的政权定会遵循朝代循环的一般规律，走过军政繁荣的青
年时期（14世纪）、和平稳定的中年时期（15世纪），然后开始衰落，
直至宿命的终结（16世纪）。万历在位（1573年—1620年）的前十年，
明朝出现了短暂的中兴。中兴固然能延缓朝代覆灭的步伐，却改变不了
这一宿命的结局。而无论居上位者，还是贩夫走卒，都感到明朝气数将
尽时，这个朝代的衰亡速度就更快了。官员们或叛逃敌国或投靠国内叛
军。全国各地凶兆四起。江湖术士和走方僧人很容易找到听众，接受他
们那套天命已尽的预言。用《易经》的话来说，已到了飞龙在天，新天
子就要出现之时。

当天命离开一个垂死的政权，似乎重新降落在某个足够勇敢且大有
前途的人身上时，整个帝国都会不乏跃跃欲试之人。对新天命的期待会
狂热地激起叛乱。而这些叛乱，似乎又反过来证明了前朝已然走到终
点。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