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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炉生紫烟
西汉错金博山炉
高26厘米,腹径15.5厘米
西汉错金铜博山炉,是西汉香熏炉。1968年出土于河北省满城汉墓西汉错金铜博山炉,通体满布错金纹饰。炉体饰纹饰自然流畅,金丝粗细得当,细的犹如毫发。炉座圈足用细金丝错出卷云纹,座把透雕三条腾出波涛的蛟龙,蛟龙头部托住炉盘。
西汉错金铜博山炉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该器造型壮观,宛如多峰之山,人兽的隐现更增加其神秘感。动静、繁简的对比处理,有很高的水平; 其炉体用刚柔相济的金丝和金片“错”出舒展的云气装饰着山峦,产生行云流水的艺术效果。同时,该炉制造工艺精湛, 反映出西汉时期手工业和工艺美术方面的高度发展水平,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
长信宫灯
通高48厘米,重15.85公斤
长信宫灯,于1968年在河北满城县中山靖王刘胜之妻窦绾墓中发现,长信宫灯设计十分巧妙,宫女一手执灯,另一手袖似在挡风,实为虹管,用以吸收油烟,既防止了空气污染,又有审美价值。
宫灯的整体造型是一个跪坐着的宫女双手执灯。头部、身躯、右臂、灯座、灯盘和灯罩六部分分别铸而组装成的。长信宫灯一改以往青铜器皿的神秘厚重,整个造型及装饰风格都显得舒展自如、轻巧华丽,是一件既实用、又美观的灯具珍品,长信宫灯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工艺美术品中的巅峰之作和民族工艺的重要代表而广受赞誉。
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座
通高36.2厘米,长47.5厘米
1977年平山县三汲村战国中山王“cuo”墓出土,此案周身饰错金银花纹。下部有两牡两牝四只侧卧的梅花鹿环列,四肢蜷曲,驮一圆环形底座。中间部分于环座的弧面上,立有四条神龙,分向四方。四龙独首双尾,昂首挺胸,双前肢撑立,双翅聚于中间成半球形,双身向两侧盘环反勾其角。龙身蟠环纠结之间四面各有一凤,引颈长鸣,展翅欲飞。上部龙顶斗拱呈一方形案框,斗拱和案框饰勾连云纹 。这件方案案面原为漆板,已腐朽不存,仅留铜案座。它的造型内收而外敞,动静结合,疏密得当,一幅龙飞凤舞图跃然眼前,突破了商、周以来青铜器动物造型以浮雕或圆雕为主的传统手法。另外,四条龙头上各有一个斗拱,第一次以实物面貌生动再现出战国时期的斗拱造型。
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山国的器物,中山国是狄人建立的国家,这件铜方案的造型体现了少数民族的艺术风格,与中原造型有着明显不同这件铜方案的造型体现了鲜虞族的艺术风格和民族智慧,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工艺美术价值
错金银虎噬鹿屏风座
错金银虎噬鹿屏风座,战国时期的家具构件。1977年平山县三汲村战国时期中山国王“错”墓出土,猛虎身躯浑圆、色彩斑斓,弓身右曲,三足着地,一爪腾起,正将捕捉的小鹿送入张开的巨口之中。器座以虎为主体,虎双目圆睁,两耳直竖,正在吞食一只柔弱的小鹿。小鹿在虎口中拼命挣扎,短尾用力上翘,始终无法脱身。虎后肢用力蹬地,前躯下踞,整个身躯呈弧形,虎的右前爪因抓鹿而悬空,座身平衡借用鹿腿支撑。整个器形构思巧妙而自然。虎、鹿皮毛斑纹均用金银镶错而成,生动逼真。
整件器物表现出虎、鹿的动态和身躯结构,增加了器物的艺术效果。此器物构思巧妙,铸工精湛,在国内十分罕见。
中山王铁足大铜鼎
高51.5厘米,腹径65.8厘米
1977年于河北省平山县中山国王墓出土,中山王鼎为王墓中同时出土的九件列鼎中的首鼎,鼎为子口内敛,两侧有一对附耳,腹部稍鼓,中部有凸弦纹一道,平底铜身铁足,圆腹圜底,蹄形足,上有覆钵形盖,盖顶有三环钮。鼎身刻有铭文469字。据鼎铭得知,此鼎为奉祀宗庙的礼器。中山王鼎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铁足铜鼎,也是铭文字数最多的一件战国青铜鼎。铭文字体瘦长,清秀挺拔,有所谓悬针篆的风格,令人感叹
据鼎铭得知,此鼎为奉祀宗庙的礼器。中山王铁足铜鼎战国中山王“错”墓出土九鼎中的首鼎。铜身,铁足。外壁刻有铭文 77行469字,是所见铭文最长的一件战国铜器。铭文记载了中山国相邦司马赒率师伐燕、扩大疆土的功绩,告诫后代吸取历史教训,警惕周边诸国的进攻,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彩绘石散乐浮雕
长136厘米,高82厘米
五代白石彩绘散乐图浮雕有伎乐15人,她们面朝右方站立,分前后两排,每人手持一件乐器,前排5人,画中右边的第一人为女性,着男装,头戴黑色幞头,身穿褐色圆领长袍,双手交叉于胸前,横握一棒,棒上有双环丝带,似为乐队指挥。右下角两个男性头缠布带,好似在表演或在队前导引。五代白石彩绘散乐图浮雕中的胖美人物面容圆润,体态丰润、腰肢轻斜,衣带飘飘,若有“薄透凝脂”之感,仍然保留了唐代丰肥浓丽的风格。既体现了当时人们崇尚丰肥浓丽的审美观,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繁荣与富足。这些乐伎演奏时专注的神情,既端庄秀丽,又妩媚动人。
五代白石彩绘散乐图浮雕是南北朝以来世风喜好的真实反映,所谓“风带舒还卷,簪花举复低”,正是图中人物的写照。图中乐器的刻画十分地精细、逼真,为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其难得的形象资料。 展示了五代时期曲阳石雕的艺术风采,印证了曲阳雕刻艺术在唐代就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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