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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官方说法是死于天花，但有些人传言，同治是在北京的妓院中感染了一种性病，这才 不治身亡。Arthur W.Hummel, comp.，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4），p.731. 左宗棠出自湖南一个小士绅家庭，他既没有如李鸿章那般继承诸多重要的人脉关系，也不 擅文辞，并未通过会试。太平天国运动开始后，他实际上就已退出公职，成了一个在军事地理 学中寻找阅读兴趣的乡绅。 黑旗军是前太平天国信徒、客家三合会刘永福的私人军队。1865年，刘永福逃出中国后， 沿中越边境建立了自己的军事政权。因为和越南反抗者共同对抗法国人的统治，1869年，安南 国王正式承认了他的盟友身份。 不过，北京很快就要为朝鲜问题所扰了。 张佩纶是清议官员中强硬派的领袖，后来成了李鸿章的女婿。 Teng Ssu-yti and John K.Fairbanks, eds.，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1839—1923（New York：Atheneum，1965），p.121.或者正如托克维尔曾在阿尔及利 亚谈及法国时说：“要么撤离，要么完全占领，二者之间没有任何折中之地。” 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J.M.Miller, China：Ancient and Modern（Chicago：J.M.Miller，1900），p.321. 引自Stanley Spector, Li Hung-chang and the Huai Army：A Study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Regionalism（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4），p.255.然而，应该指出的 是：1882至1885年间，尤其在买办阶级中，涌现出了大量商业资本。因为轮船招商局虽名义上 由盛宣怀领导，实际上却由买办们经营。1885年后，盛宣怀亲自接手管理后，商人们信心全 无，大批退股。见Wellington K.K.Chan，“Chou Hsueh-hsi and Late Ch'ing Bureaucratic Capitalism，”paper delivered at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pril，1974. 引自Teng Ssu-yii and John K.Fairbank, eds.，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1839—1923（New York：Atheneum，1965），p.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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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年，一位海外华侨在厦门创建了小刀会。作为san合会的分支，小刀会很快将基地转移 到上海，并在此吸纳了很多水手和船工。受太平军占领南京的启发，小刀会领袖便做好准备， 打算于1853年起事。9月7日，上海小刀会首领刘丽川发动起义，夺取了中国在上海的地盘。不 过，他的士兵很快便转攻为守，帝国军队在法国军队的支持下，围攻城内的小刀会成员。尽管 附近的农民偷运粮食进城，最终，饥饿还是让起义者们屈服了。1855年9月17日，他们试图突 围，却被政府军击溃，刘丽川战死。起事之初，小刀会打出的口号是“复明”。至少1853年9月1 日起义爆发前，刘丽川宣扬的口号还是这个。《上海小刀会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年版，第4页）重印了该口号。9月18日，刘丽川致信洪秀全，宣布效忠太平天国皇帝。我 曾在上海豫园小刀会博物馆中见过这封信的原件。该信的复印件见《上海小刀会史料汇编》第 11页。约瑟夫·法斯也分析过这场叛乱，见：Joseph Fass，“L'lnsurrection du Xiaodaohui a Shanghai（1853—1855），”in Jean Chesneaux et al.，eds.，Mouvements populaires et societes secretes en Chine aux XIXe et XXe siecles（Paris：Francis Maspero，1970），p.178～195. Frederick Bruce, cited in J.S.Gregory, Great Britain and the Taipings（New York：Praeger， 1969），p.112. 肃顺是辅国将军和内务府的重要成员。1858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他判了耆英死刑。 1859年，身为户部尚书的他通过逮捕银号经理和职员，来达到反通货膨胀的目的。 读者一定还记得：金台吉诅咒努尔哈赤，称一个叶赫女人终有一天会毁灭爱新觉罗氏。 北京神机营步兵建于1861年，是中国第一支完全配备西方武器的军队。 醇亲王是未来光绪皇帝的生父。 这是一个学习洋务的特殊机构，由新设立的总理衙门（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于1862年 创立。尽管得到西方同情者的广泛欢迎，总理衙门这一制度上的创新，对僵化的北京官僚机构 来说，依然是一个弱小的附属机构而已。它被视为临时单位。而且，在皇帝的坚持下，该机构 的所有奏折，都必须通过礼部代转。总理衙门大臣获得影响力的唯一途径，就是同时在军机处 任职。 引自Victor Purcell, The Boxer Uprising：A Background Stud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3），p.124. 这些不知情的修女认为，自己只是用支付现金的方式，奖励这些为孤儿指引了一条明路的 好心人。 后来，丰大业坚称，那些人打算攻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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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联军将这里付之一炬前，是先仔细洗劫了一番的。尽管劫掠的珍宝没有帕台农神庙檐 壁那般珍贵，颐和园内被带回英国的礼服和王座，却为英帝国主义与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增 色不少。 引自Harley Farnsworth MacNair, Modern Chinese History—Selected Readings（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1923），Vol.1，P.317. 可以追溯到顾炎武（1613年—1682年）和陈子龙（1608—1647年）的经世学派强调地方政 府与上层士绅负责当地行政的重要性。19世纪，经世学派最著名的倡导者就是冯桂芬（1809— 1874年）。他认为：最想维护私产的人，就是现有秩序最有力的拥护者。关于冯桂芬在苏州政 治中扮演的角色，可参见本章稍后叙述。 即本地官员不能在本地任职的制度。——译者注 根据儒家礼仪，丧父或丧母的官员都要在家守孝三年，称为“丁忧”。 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后，投靠朝廷不再是士绅们获得社会地位的唯一途径。他们通过兴建 现代学校、发展地方工业等方式，逐渐找到维持自身地位的新方法（见第十一章）。 到太平天国运动结束时，地方督抚已经几乎都是汉人。 统兵将领的忠诚由士绅精英间的人际网来确保。一些资料表明，曾国藩也曾通过促成哥老 会，把这种个人关系网应用到了自己军中的非精英成员身上。哥老会是太平天国后一个很有名 的秘密组织。从湘军解散后到辛亥革命前，该组织在一些运动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厘金其实有三种：百货厘、市场厘与通过税。最后一种收益最大。Yeh-chien Wang, Land Taxation in Imperial China，1750—1911，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3，P.11. 读者或许会发现，美国指挥官在越南南部也采用了相同的战略计划。尽管这项政策始于吴 廷琰，又吸收了英国对马来西亚的部分策略，但它受到的直接影响，依然来自中国的平叛策 略。20世纪一位名叫蔡锷的学者在自己的著作中详细描述了曾国藩的这种策略。蔡锷书中有关 此事的描述，便启发了蒋介石在1931至1934年间，利用围剿战术对付江西苏区的中国功馋党。 这些策略构成了国民党军校里相关课程的基础。随后，这些策略被带到台湾，并于20世纪60年 代，被身处越南战场的美国军官们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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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兵制出自《周礼》。更大的军事单位遵循的编制依次为：两（相当于排）、卒（相当 于连）、旅（相当于团）和军。一个军的士兵总数可达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人。当时，新编成 的军实际上只有七千人。为了统一指挥，1851年8月，洪秀全下令萧朝贵和石达开为前军主将， 韦昌辉和冯云山为后军主将，杨秀清为至关重要的中军主将。 据记载，到1853年，太平天国的圣库中存银一千八百万两，是清廷北京户部储银量的六 倍。 即匪首罗大纲。 长发是叛军的传统标志。对太平军来说，它也象征着反对满洲人剃头蓄辫的做法。 此时，冯云山和萧朝贵都已在之前的战斗中身亡。他们的位置虽然被武将胡以晃和秦日纲 取代，但除杨秀清以外，最有权势的领导者还有石达开和拥有三千部下的韦昌辉。 引自Franz Michael, The Taiping Rebellion：History and Documents, Vol.1（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6），p.239.（见石达开：《我朝伤内祸》，钱书侯编：《石 达开全集》，景钟书局，1937年版，第138页。——译者注） 引自Ping-ti Ho,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p.239.（见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北 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80页。——译者注） 即“亚罗战争”。“亚罗”一词得名于一艘误挂英国国旗的中国海盗船。清军逮捕船上海盗， 降下英国国旗后，咄咄逼人的英国领事巴夏礼认为这一行为冒犯了英王，因此将其作为宣战理 由，呈报给了英国政府。再次当权的巴麦尊决定，就用这个不堪一击的借口，“给中国人一个教 训”。 这些复印件是西方联军占领广州后，从两广总督衙门的档案库中缴获的。 僧格林沁是博尔济吉特家族的蒙古亲王。他受道光皇帝庇护，功勋卓著，曾于1855年击溃 太平天国的北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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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856年—1860年间，英国在中英冲突中再次获胜，鸦片合法化才得以实现。 引自Vincent Y.C.Shih, The Taiping Ideology：Its Sources, Interpretations and Influence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7），p.6.（见《天王诏旨》（二），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78页。——译者注） 洪秀全在自己早期的著作中，引用了《礼记》中描述大同的相关段落。后来，有人故意从 他的著作中删掉了这部分引文。 参见本书第十章《康有为的哲学》。 比如《水浒传》。太平天国史专家简又文认为，洪秀全受到了今文经学的直接影响。见 《太平天国广西首义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67页。然而，另一位杰出的学 者对这种阐释提出了异议。见Vincent Y.C.Shih, The Taiping Ideology, p.212～214. 入会者并非全都是贫苦的农民。后来成为太平天国重要将领之一的石达开带着亲戚随从入 会之前，就是个富裕的地主。 杨秀清是一名烧炭工，也可能当过职业货运保镖。萧朝贵则是个农民，还有可能是前者的 亲戚。 不过，太平天国宗教里的三位一体是上帝、基督耶稣及其幼弟洪秀全。 为了影响信徒，太平天国或许夸大了这个数字。见Teng Ssu-yii, The Taiping Rebellion and the Western Power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p.330～335. 两性被分开。女人通常组成一支为军队服务的劳动队。一些妇女小队，尤其是苗人妇女小 队也会在女军官的带领下征战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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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和塞勒姆的商人在士麦那和安纳托利亚开发自己的货源。土耳其的鸦片虽然品质不 如巴特那的鸦片，却比中国鸦片质量好，因此销量也不错。 在随后的19世纪，中国烟民的数量，或许到达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参见Jonathan D.Spence，“Opium Smoking in Ch'ing China，”in Frederic Wakeman, Jr.，and Carolyn Grant, eds.，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 这并非通货膨胀的唯一原因。当时，政府开始铸造更便宜的铜钱。格雷欣法则盛行，劣币 驱逐良币。良币被秘密熔炼，并以其实际价值出售。 例如魏源、贺长龄和梁廷楠。 译文见Translated in Teng Ssu-yii and John K.Fairbank, eds.，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1839—1923（New York：Atheneum，1965），p.24～28. 林则徐及其同代人都将英国人视为类似日本倭寇一样的海上入侵者，从而低估了对手的军 事技术。他们知道西方人的海军据有科技优势，却认为他们在陆地上不堪一击。有些官员甚至 认为，英国士兵的绑腿已经紧得令其无法在战斗中屈膝，因此绝不是八旗和绿营骑兵的对手。 1834年，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专卖权结束后，律劳卑勋爵作为英国驻华商务总监，被派往广 州。他的一系列举措为中英关系打下了新的基础。当他坚持要直接与总督卢坤对话，而非通过 公行时，中国当局便拒绝再与其有任何接触。卢坤通过关闭工厂和封锁通往广州的河口战胜了 这场危机。最终，他迫使律劳卑狼狈地退至澳门，并在那里罹患“中国热病”而死。 鸦片战争中，在中国战斗的很多英军其实都是印度人。 烟贩们向银行业、保险业和国际金融业扩张，逐渐成了大资本家。鸦片贸易带来的利润不 仅让他们在塞勒姆和马萨诸塞州建起漂亮的大房子，还让他们资助修建了太平洋联合铁路。上 海和香港的投资都落入英国怡和洋行的掌控之中。如今，它的继承者——凯撒克家族坐镇数家 强大企业的董事会。这些企业包括：香港远东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汇丰银行、香港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香港置地公司、隆德保险、有利银行、巴克莱银行、纽约第一帝国银行、汉布罗斯银 行、美集装箱租赁公司、集装箱租赁公司、美西银行（欧洲）、约克郡银行、太阳联合保险公 司、商业信贷公司和英国石油公司等。见Martin Walker，“Open File，”The Guardian, November 22，1973. 1839年7月7日，几个英国和美国的水手在九龙尖沙咀用木棒打死了一个叫林维喜的中国 人。这场聚众斗殴事件也让治外法权岌岌可危。林则徐要求缉拿罪魁祸首，义律却拒绝交出那 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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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里，海盗周期性地袭击北京政府，让后者认为只有禁止一切海外贸易，才能彻底肃 清沿海。鉴于浙江、福建和广东的居民大多都靠B鱼和贸易为生，所以这些省份的官员常常抗 议这项海禁政策。因此，1567年，贸易和航海禁令暂时得以解除。但16世纪末，因为日本入侵 朝鲜，该禁令再次生效。 三个多世纪后，中国备受欧洲列强欺凌时，清廷被迫将澳门割让给葡萄牙。1887年，海关 总税务司的金登干负责协商并签订了割让条约。 这里也是宗教和政治流亡者的避难所。澳门不受天主教审判所的管辖，因此，那些受到宗 教迫害的人发现，这里真是处适宜居住的西班牙世界。此外，也有一些其他人流亡到此，比如 伟大诗人路易斯·德卡蒙斯。 雅加达的旧称。——编者注 比利时著名港口。——编者注 约翰·韦德尔船长率领第一支前往中国的英国探险队，沿珠江一路往上，于1637年抵达广 州。 一年前，康熙皇帝决定将贸易合法化。因为他相信禁令只会让以权谋私、纵容走私的地方 官员获益。此外，康熙也把这种贸易视作帝国的一大收入来源，因此一直确保海关职位都由内 务府官员出任。 1736年12月4日，东印度公司的年鉴中首次提到保商。不过，直到1754年，海关才正式宣 布保商制度。 每位海关监督的任期为三年。每个想获得该职位的人，都会在北京花掉一大笔钱。广州有 传闻称，海关监督第一年压榨来的钱财，能收回他之前的投资；第二年压榨来的钱财，能完成 皇帝的配额；最后一年压榨来的钱财，才会归他自己所有。 每箱约含一百四十五磅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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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机械种，每逢整点会有机械小鸟跳出来报时。参见Joseph Needham, Ling Wang, Derek John de Solla Price, Heavenly Clockwork：The Great Astronomical Clocks of Medieval China 2008，P.151.——译者注 George Macartney, An Embassy to China, Being the Journal Kept by Lord Macartney during His Embassy to the Emperor Ch'ien-lung，1793—1794，ed.by J.L.Cranmer-Bvng（London： Longman's，1962），p.125.The lines Macartney quoted are from Milton's Paradise Lost, Bk.IV，35. 麦卡特尼引用的诗句出自Milton's Paradise Lost, Bk.IV，35. 直到1328年，元朝统治者——可汗也仅在名义上控制着辽阔的欧亚蒙古帝国，跟中华帝国 完全不同，参见John W.Dardess, Conquerors and Confucians：Aspects of Political Change in Late Yuan Chin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3），p.157～158. 嘉庆（名颙琰）是乾隆宠妃之子。其生母虽自称旗人，但很可能只是升平署中的一个苏州 艺人。1773年，嘉庆被秘密立为储君。 对整场事件的精确描述，参见David S.Nivison，“Ho-shen and His Accusers：Ideology and Political Behavior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in David S.Nivison and Arthur F.Wright, eds.， Confucianism in Ac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p.209～243. 朝廷在镇压河南滑县的天理教叛乱时，的确表现出了持久的军事魄力。参见Susan Naquin，“Millenarian Rebellion in China：the Eight Trigrams Up-rising of 1813，”Ph.D.thesis, Yale University，1974，p.354. 中国对泰国的旧称。——编者注 旧对越南的别称。——编者注 伊朗中南部古城。——编者注 土耳其港市伊兹密尔的旧称。——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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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一共有五十六个孩子，其中有三十六个是男孩。这些男孩中，活到成年的有二十个。 Jonathan D.Spence, Emperor of China, p.136. 1717年，有个鲁莽的年轻御史上疏请求复立太子，结果被斩首示众。相对来说，这还是从 宽处理的结果，因为康熙的初衷是要判其凌迟处死。美国学人委员会1974年11月28日至12月2日 在加利福尼亚州棕榈泉市召开了一场关于明清转变的学术研讨会。司徒琳和史景迁在此次会议 上提交的论文指出：这次皇位继承危机标志着清朝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改变。从那以后，康熙的 继承者——雍正也施行了类似的严厉措施。 1717年，三十岁的李卫捐得自己的第一个官位，出任兵部员外郎。在兵部，这是个相对来 说不怎么重要的职位。1723年，他受皇帝密令，前往云南监视那里的官员。因为表现优异，两 年后，皇帝擢升他为浙江巡抚。用“偏执”二字来形容李卫的执政方式，再恰当不过了。 田文镜，属汉军旗，拥有一个低等功名，对举人和进士抱有明显的偏见。经常有人指控他 滥用职权，虐待手下官员。从刑部卸任后，他于1723年出任山西布政使，证明自己不惜一切代 价，都要维护皇帝的利益。第二年，他出任河南藩司，没过几月便被擢升为河南巡抚，赶走了 前任。根据曾小萍的话，田文镜很可能曾是雍正贝勒府的一员。 鄂尔泰，属满军旗，曾兼任低阶侍卫和内务府员外郎。1726年，他出任云贵总督，成功镇 压了几起苗人起事，并废除了世袭土司制，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在随后的几年中，他集结私 党，矛头直指张廷玉。 这场改革后，一名知县和江苏巡抚每年的俸禄分别为四十两和一百五十两。他们的养廉补 贴分别为一千八百两和一万两千两。 因为该机构字面意思为“军事部门”，加上雍正当时正在对抗瓦剌蒙古人，所以历史学家们一 直以为军机处是一个类似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机构。然而，吴秀良在其Communication and Imperial Control in China：Evolution of the Palace Memorial System，1693—1735（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一书中指出：军机处应该是从奏折通信系统中演化出来的。 有证据表明，雍正是被一个明朝遗老的女儿所杀。 Carroll Brown Malone, History of the Peking Summer Palaces under the Ch'ing Dynasty（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34），p.111.（中译文见乾隆：《万寿山大报恩 延寿寺碑记》，载《御制文初集》卷18。——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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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绮娜近期的一篇文章《清初八旗汉军研究》（刊于《故宫文献》，4.2：第55～56页）特 别强调了这点。 到1642年，组建汉军八旗的人数便已足够。而满洲人的蒙古盟友于几年前，就组建了属于 他们的八旗军。 吴三桂被囚禁在北京的父亲也写信劝他归降。此外，李自成捉住了吴三桂的宠妾。后世诗 词戏曲对这一著名事件的描述，均强调“冲冠一怒为红颜”才是吴将军放弃李自成，选择大清的 决定性因素。 李自成先是向西潜逃，随后转向南方。后来，他在江西边界被农民所杀。（一说李自成在 湖北通山县境内被杀。——译者注） 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一），台湾：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79页。 尚之信是尚可喜之子。他囚禁了仍效忠清朝的父亲，于1676年正式加入吴三桂阵营。 Jonathan D.Spence, Emperor of China：Self-Portrait of Kang-hsi（New York：Alfred A.Knopf， 1974），p.38～39. 精致艺术也蓬勃发展。1705至1712年出任江西巡抚的郎廷极重开景德镇窑，在康熙年间， 出产了精美的“郎窑红”瓷和青瓷。 当时，汉人的田赋主要按土地面积而非产量计算。康熙1712年“永不加赋”的法令禁止未来在 每亩田地上增税的做法。于是，中央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能力受到严重制约。到19世纪末，情 况更是进一步恶化。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随着人口的增长，中国耕地面积的数量几乎翻了 一倍。然而，并没有持续进行的地籍测量并记录这种增长，地方官往往也会因为长期存在的税 额压力，不愿上报当地新开发的耕地。事实上，从康熙颁布诏令到清朝覆灭的这段时间，田赋 翻了一番。不过，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只有一个，即在通行税率上额外征收的附加税。不过， 到20世纪初年，即便那些附加税，也无法再满足王朝的财政需求。 清朝统治者尤其关注晚明的皇位继承之争。万历（1573年—1620年在位）末年的“三大 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在宫廷上掀起了一阵血雨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