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山森林公园西南山坡上，有一个无名英雄广场，纪念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台湾隐蔽战线牺牲的烈士。
60多年过去了，尘封的历史应该揭开。生活在和平时期的人们不应该忘却那些为了信仰、为了统一、为了保守党的秘密和革命同志，宁死不屈，英勇献身的先烈。

这是一个很沉重的一段历史：
1948年底，国民党统治在大陆面临崩溃，其党政军机构和特务机关陆续迁台，对岛内的控制更得到加强。此时中共台湾工委只看到逃台的国民党军人心惶惶，以及众多群众认为解放在即，便采取了一系列急躁冒进的行动。
1949年5月上海解放，蒋介石逃入台湾，此时中共台湾工委向中央报告称地下党员发展到1300人，同情党并参加地下活动的群众还有2000人，这在岛内700多万人口中力量仍很薄弱。此时工委却开始在山区建立武装据点，在台北市内印刷《光明报》散发，并大力发展党员。工委还在《攻台建议书》表示：“需要考虑季节风势的话，则攻台日期，应以明年四月最为适当。”根据这一估计，工委只以几个月的短期打算来准备策应解放军登陆。
1949年7月，撤到台湾的以毛人凤为首的保密局在高校内发现《光明报》，顺藤摸瓜破坏了印刷场所，并掌握了上层领导者“老郑”（即蔡乾）的线索。10月间，保密局通过刚混入中共高雄工委组织的一名老牌特务，掌握了其“上线”李汾，这个缺乏觉悟的工运负责人被捕后供出中共台湾工委副书记陈泽民，特务让他去接头时实施了抓捕。陈泽民被捕后经严刑拷打虽不肯说出“老郑”身份，却暴露了他的住址，特务赶到此往所已空无一人。12月末，特务们通过被捕者供词和武装据点对外联系暴露的线索，在街上抓捕了负责军事工作的中共台湾工委副书记张志忠。
1950年1月29日，在“老郑”住所长期蹲守特务抓到回家的一位40来岁的男子。此人只报了假名字和假身份，却要求提供美食。特务头子谷正文后来回忆说，他一眼便看出此人有追求享受的弱点，便让人天天给他买饺子。一星期后此人说“想着牛排的味道都快想疯了”，并指定要到台北最高档的波丽露餐厅买，吃完后又说为表示感谢，可带他们找共产党一个据点。立功心切的3个小特务便让他带路，结果走进一个黑暗厂房时此人突然跑掉。
“老郑”逃走后，谷正文发现他正是中共地下党最高负责人蔡乾，在他住所搜到的笔记上还发现“吴次长”三个字。因参谋次长中吴姓者只有吴石一人，谷正文等便认定吴石中将在向中共提供情报，经上峰同意将这个重要“卧底”抓捕，几个月后由蒋介石下令杀害。在笔记中用真姓实职记录重要联络人，这是地下工作不允许出现的大错误，蔡乾工作之大意疏忽由此可见。两个月后，谷正文又掌握了蔡乾在“老台共”时的一些关系，通过追查拷问，得知他已躲往嘉义农村，便派看押过此人的特务去查找。为了避免显眼，特务们换上农民服装，到当地后便在乡间路上远远看到一个穿西装的人。见此反常目标，特务追上去一看正是“老郑”。经查问，原来是他在乡下躲藏两月清苦难耐，想到镇上西餐馆解馋，就顾不得着装上的大忌。蔡乾第二次被捕后马上叛变，愿交待所有地下组织，只提出一个条件，即让已同他姘居两年的妻妹来监狱同住。谷正文听后大笑，马上把这个16岁的小姑娘送来。
蔡乾叛变导致台湾工委下属组织全部破坏，据国民党当局统计共抓捕1800余人，不肯屈服者都遭处决。中共台湾工委会宣传部长洪幼樵即将搭乘四川轮回大陆，因蔡乾供出其行程而在基隆码头被逮捕。工委在山区的一些武装训练营地也被特务掌握了线索。1950年3月间，“竹子坑武装基地”遭到破坏。最后一个“鹿窟武装基地”隐蔽坚持到1952年，在保密局特务会同军警的进攻下也被摧毁。这段辛酸历史在1990年代的台湾解密后，将幸存者和特务头子的回忆录结合起来看，便能清楚显现出当年地下组织遭破坏的详细过程。
中共台湾工委遭受大破坏，有对解放军渡海时间估计过于乐观和岛上回旋余地小等客观因素，主观指导失当及领导者个人品质又是主要原因。当对台湾工委书记蔡乾和副书记陈泽民、张志忠等人的审问结束后，特务头子毛人凤、谷正文想了解这些人如何总结教训，便将他们关进同一间牢房里并监听其谈话。
据谷正文回忆，张志忠天天组织同牢房人“批斗”蔡乾，指着鼻子骂他“诱奸十四岁的小姨子，侵吞一万元美金工作经费，天天上波丽露西餐厅吃早点，竟然还敢到处张扬他是共产党在台湾的领导人。”由叛徒变为特务的谷正文曾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受过罗荣桓领导，很熟悉共产党内情况。他在1990年代发表的回忆录中对此案的总结是──“我认为，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败，除了组织成员过于乐观，以致形迹过于暴露之外，其领导人蔡乾的浮奢个性更是一个严重的致命伤！”“能有几分周恩来或者罗荣桓的才气，那么国共在岛内这页隐蔽战线斗争史，恐怕要改写。”
历史事实证明，蔡乾从艰苦的延安返台后，因当地有日本经营的基础而在经济水平上远高于大陆，便迷恋于奢华生活，热衷于联络上层工商人士。他原为上海女工的妻子去世后，便同仅14岁的妻妹同居，钱不够花便挪用组织经费。进入1949年后，蔡乾竟向岛内一些富人炫耀自己的身份以索要赞助，并声称若给钱则解放后必予关照，似这般张扬迟早会被敌特发现。他的被捕虽出于偶然，然而历史的偶然性恰恰寓于必然性之中。
蔡乾叛变后改名蔡孝乾，随后到广播电台发表反共讲话并对其他人实施劝降，国民党当局为影响更多的人“政治转变”，宣布委任他为保密局少将参议。其实只作为特务机关搞反共宣传的走卒，活到1982年病死。张志忠经四年多“感化”仍坚贞不屈，尽管蒋经国两次到狱中以现身说法劝其转变政治立场，得到的回答是“对我最大的帮助是让我速死”。1954年张忠志拒绝了捆绑昂然走上刑场，后来国民党特务在回忆中对此气概也不禁表示佩服。
除了负责人的个人品质，中共台湾工委对形势估计错误造成指导方针偏差也是招致大破坏的原因。毛泽东在抗战期间曾提出过党的地下工作的十六字方针，即“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周恩来在总结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在1942年遭破坏的教训时也强调，地下党不能同时兼搞武装斗争，因为二者的指导方针是矛盾的。众多实践都证明，搞武装斗争需要广泛发动群众，势必不可能隐蔽组织和领导者，而当时台湾工委违背地下工作的长期隐蔽方针急于建立武装训练基地，在工人学生中不经严格审查大力发展党员，恰恰为敌特渗入并找到领导者的线索提供了机会。
在大陆全部解放后的1950年，中共情报部门的领导者李克农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用了几个月时间总结党的隐蔽斗争经验，得出党的绝对领导和以政治基础为主的两点原则。事实证明，即使是在严格保密的地下工作中，党组织也必须对每个成员加强领导监督，并以政治信念凝聚成员而努力防止信仰缺失。中共台湾工委遭破坏的过程，恰恰也证明这两条原则不可违反。像蔡乾这样一个经历过组建台共和长征的干部竟堕落到如此程度，曾令许多人震惊，若仔细分析也可看出人的思想会随着环境变化而变化，过去有过奋斗光荣并不能确保后来始终如一，尤其是面对腐蚀诱惑而脱离监督制约时更容易出现蜕变。蔡乾主持台湾工委时正是利用孤悬海外上级难以监督，日益走向腐化，人生追求发生扭曲后其政治立场也就不可能坚定。
当时台湾工委一些基层工人党员被捕即叛变，据当时特务审讯后的报告也称他们根本不了解共产党的理念，只是看到形势会巨变而急忙来投机。在缺乏政治信仰的状态下，这些人自然不可能保持坚贞，此类教训也说明加强理想信念的教育是何等的重要！
一个甲子的时光流逝，台湾海峡两岸局势已发生了巨变，当年岛内白色恐怖下的幸存者在1990年代以后已能公开凭吊牺牲者，一些就义烈士的遗骨还经有关部门安排迁葬到大陆。今天的人们纪念那些牺牲的前辈时，不仅能进一步激发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奋斗的意志，同时通过回顾中共台湾工委遭破坏的过程，从中总结一些带有历史规律性的教训，对如今的干部和党员也会引发一些有益的启示。

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全景

1950年6月10日，国民党当局将时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将军、女共产党员朱枫、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将军和吴石的副官聂曦上校杀害于台北马场町。吴石将军吟诵他在狱中所作“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对我翁”的绝命诗从容赴死。有报道称朱枫“身中7枪、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此案轰动台岛，当年美欧媒体多有报道。
吴石，1894年8月生于福建省闽侯县螺洲乡（今福州市仓山区螺洲镇吴厝村）。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先后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武昌预备军官学校、保定军官学校、日本炮兵学校和日本陆军大学。抗日战争期间，负责对日情报工作，后任第四战区中将参谋长等职，深受蒋介石嘉许。吴石很早就对中国共产党有好感。1938年8月，在武汉会战期间主持“战地情报参谋训练班”，专门邀请周恩来、叶剑英来讲游击战争。1947年4月，经何遂（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事变”后一直积极帮助共产党）介绍，吴石和中共华东局书记刘晓等人见面，与共产党正式建立联系。1949年7月，吴石奉调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临行前将298箱保存无损的国民党军事绝密档案呈献给解放军。1949年10月，解放军攻打金门和舟山群岛一度失利。为尽快了解敌情变化，华东局决定派长期在上海、香港从事情报工作的女共产党员朱枫赴台与吴石联系。
朱枫，1905年12月出生于浙江镇海名门。1937年“七七抗战”开始，朱枫毅然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初投身中共领导的出版事业—新知书店参加革命，此后多次变卖家产，资助革命出版事业和帮助台湾爱国志士李友邦筹建“台湾抗日义勇队”等。先后在武汉、上饶、桂林、重庆、上海、香港等地从事中共地下工作，周旋于国民党党政军界高层之间，收集情报、营救同志、筹措经费。1944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奉调香港，在出色完成任务即将回内地与亲人团聚前夕，于1949年11月毅然接受华东局指派赴台。
1949年11月27日，朱枫抵台，即与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取得联系。一周后，朱枫来到吴石将军的寓所，从他手中接过绝密军事情报的缩微胶卷。内容包括《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最新编绘的舟山群岛、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台湾海峡、台湾海区海流资料；台湾岛各个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海军基地舰队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架数。另外，还有《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等。
几天后，这批情报通过香港迅速传递到华东局，其中，几份绝密情报还呈送给毛泽东主席。当毛主席听说这些情报是一位秘密女特派员赴台从一位国民党上层人士“密使一号”那里取回时，当即嘱咐有关领导：“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哟！”毛泽东激动之余赋诗一首，并嘱咐一定要传到那边（指台湾）：“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然而，1950年2月，由于蔡孝乾被捕叛变，岛内大批中共地下党员被捕杀，朱枫、吴石及陈宝仓、聂曦也先后被捕遇害。1951年，华东局组织部批准朱枫为革命烈士，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发证书。1973年，为表彰吴石将军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的特殊贡献，周恩来总理力排众议，在毛泽东主席的支持下，由国务院追认吴石将军为革命烈士。

每块碑都有许多留白和空格，据说，还许多烈士姓名没有确定或被发现，以便未来发现新的英烈名字可以随时增补上去。另外有内部人士说还有四种情况：① 每个地下党员都有两个以上的名字，根据要求，刻在碑上的必须是在台湾地下工作时公开姓名的烈士，不能使用档案里原名；② 有些烈士的代号名是由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起的，总部并不掌握，需要核实；③ 有一大批没有暴露的同志，已经去世或仍健在，为了本人和家属的安全，将在若干年后适当时机再填补上；④有些烈士将永远隐姓埋名，只能用空白来纪念他们。

广场被冬日的阳光抹上一层暖色，庄严肃穆中平添了几许温情。沿着广场右边的台阶，手搭着花岗岩墙壁上的红色扶手拾级而上，设计单位负责人徐先生说，这扶手在设计理念上有它独特的寓意，它就像一根红线，将广场上镌刻的846个英名串成一体，象征着这些英雄在党的旗帜下，团结一致共同奋斗。洪国式、查国民、程飞远、刘天照、王玉麟……所有名字全部阴文素镌于花岗岩上，既暗合了隐蔽战线的斗争特质，也彰显其淡泊名利的高尚品格。其中更有许多留白和空格，因为当时被国民党当局公审处决的有1100余人，还有许多烈士的名字至今无从知晓，这里还要给他们留着，以便今后随时增补上去。
在台阶尽头，有一块大幅铜版，上刻一段铭文，标题为“忠魂”。整个广场总共有6段铭文，各有主题，从不同侧面为这个英雄群体刻画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群像。
纪念碑坐西面东，长14米、高4米，以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为原型的英雄雕像矗立于前，纪念碑文镌刻其后，主碑铭阴文镌刻在巨幅抛光花岗岩上。它们用大实大虚的艺术手法，展现了隐蔽战线先烈的丰功伟绩。
你的名字无人知晓
你的功勋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