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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2日,从上海回北京的列车上,收到湖南朋友的短信:“广东爆发传染性肺炎,我们家也受了影响,板蓝根脱销,醋也买到了八元一瓶”。觉得蛮搞笑的。这是SARS第一次出现在我的视野里。当时我不知道它叫SARS或是非典,对它的严重性也没有丝毫概念,几乎是一笑置之。
回到北京,一切无恙。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舆论环境,都感受不到非典的阴影和存在。药房里非白云山生产的板蓝根还可以买到,同仁堂的抗病毒颗粒也有得卖。
3月份的凤凰卫视,有关非典的新闻成了报道主体。屏幕上到处充斥着带口罩的面孔和口罩下面惶恐的眼睛。字幕形式的有关非典的即时新闻也非常广泛地穿插在了很多节目当中。到这个时候,我开始感到形势的紧张,开始在心里产生了一种不可名状的不安。
4月21日,这些天北京的形势日趋严峻,街上带口罩的人非常普遍。这个季节正好是北京柳絮漫飞的日子,温度不是很高,戴上口罩适应半个小时左右就没有特别不舒服的感觉了,反而可以抵挡讨厌的柳絮的骚扰。上午去超市采购了大批生活用品和方便食品。在太平庄美廉美超市,有关杀菌消毒的用品被摆放在了极为明显的位置,经过柜台的人们总要驻足停留片刻。84消毒液全面脱销,较高价位的滴露、威露士也卖得非常好。还有便携式消毒湿纸巾,亚都生产的防毒口罩也是卖相看好。可能因为是星期一工作日的缘故,超市里的人并不是很多,我和几个朋友的“抢购”有点超前的感觉。
从外面回到寝室,先是丢掉紧贴脸部的一次性口罩,然后拿滴露皂洗了手和脸。碱性香皂让皮肤特别干燥,为了健康也只好舍而求其次了。下午五时左右,楼道里传来熙熙攘攘的声音,越来越清晰,最终这声音和脚步停在了我们隔壁寝室。我们听到诸如发烧之类的字眼,心一下子旋到了嗓子眼,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去开门看看发生了什么,虽然越来越重的好奇一步步的加剧着我们每个人的不安和恐惧。终于,丫头很小心的打开一条门缝向外看去,门口站了三个穿着白色隔离服的人员在给隔壁房间进行专业的彻底消毒,一股刺鼻的味道很快散布到房间里。丫头马上紧紧地关住了房门跑进来,趴在自己的床上面色苍白,接着开始给男友打电话,说话间已泣不成声。我和婉看到丫头吓坏的样子也害怕极了,我们屏住呼吸,把耳朵贴在门上听外面的讲话:“吴**,年龄、职业、有发热症状吗……”原来隔壁房间一个北京郊区的女孩子19号到医院发热门诊就医,就被留下观察了,2天后被确诊为疑似病例。医院打电话给东升卫生所,卫生所就派来专业人员进行消毒和流行病学调查。同寝室的五个女孩被就地隔离。把事情理顺了,我的腿脚也发软了,说话的时候声音有些颤抖,手凝固在空气里不知道该给哪里放。宿舍里的电话偏在这个时候被打爆了,不停的有问候电话打来,每个人的手机也是短信和来电不停的响……这样的时候,无论是刚才片刻死一样的沉静还是此刻不同寻常的喧闹,都是对心灵的一次次撞击和摧残。
在这之前,对于非典我们都有过多多少少的了解,有害怕但多半还是心存侥幸的。可是当它真的跟我们如此迫近的时候,我发现不只胆小的我,所有人的坚定和理智都在那惊魂的一刻被摧垮了。晚饭我们都没有吃,夜里我睡不着,半夜起来跑到我们上层楼的厕所拉肚子,整夜整夜的出汗。我的身体一直都不太好,这样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狼群中的幼羊,随时有被吞噬的可能。
4月22日早,坐上了回家的T525次列车。车厢里我身旁座位的女孩一副打工妹的装束,从上车就一直低着头不说话,间或咳嗽,对面的两个人和我面面相觑。我忍不住竟很没礼貌地问人家有没有发烧?她说没有。话音刚落,对面的两位就马上走人了。车厢里没有空位子,我看到他们艰难得提着行李朝隔壁车厢走去。我就坐在她旁边的座位上,因为是软座车厢,座位并不拥挤,相临座位间有扶手,大概可以间隔5厘米左右的空隙。我特别紧张,戴了三层口罩,一个12层的医用口罩,一个一次性的纸质口罩,还有一个单层的棉布口罩,我也很想赶快走开。可是两顿没吃东西,一宿没睡,我没丁点力气站上四个小时,生死由天吧。比起昨天,我的恐惧心理淡然了许多。
回到家里体检,洗澡,吃饭,倒下就睡。安全了,可心理并不塌实,之后的两个星期我得闭门观察,为人为己吧。
4月28日,CCTV新闻调查播了那天发生在我住的学生公寓消毒隔离事件的始末。屏幕上熟悉的院落,走廊,房间……都是那样清晰和亲切。回过头来再去看,我已经可以很理智地接受事实了,事实并不可怕,预防是为了更好的把关。我后悔自己一时充当做了不光彩的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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